“大至,要迟到啦,你快点出来。”
“马上来,马上来,安安你吃早饭了吗?诶,我作业本又上哪儿去了?”
“大至,我不等你了,真的要迟到啦。”
“安安你等等我,等等我,我真的就只剩下找下作业本了,马上就好。”
等到大至找到作业本打开了防盗门,安安早就不见了,大至甩下拖鞋,飞快地把脚套进球鞋里,顾不上书包的拉链,顾不上皱皱巴巴的红领巾,三步并作两步地下了楼,等到出了楼门抽起鞋后跟这才一路狂奔,总算在离校门不远的地方追上了安安。
大至就是传说中班主任最头疼的那种孩子。
大至不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是生在沈城的湖南人。上世纪70年代,沈城被探测到具有丰富的稀有矿石储量,于是政府就派了湖南的一支转编部队进驻开采,大至的爷爷奶奶辈就是那时候随着军队来到沈城的。也是从那一辈起,大至他们家就就开起了小饭馆,在这个北方小城里卖湖南菜。后来随着改革开放,虽然军队的编制逐步撤掉,但那时候车马不便,沈城气候又好,很多湖南人也就因此在沈城扎了根。起初北方人觉得湘菜口味重,辣得下不去嘴,小饭馆的常客也是那一大批想念家乡口味的老湖南,但等到小饭馆传到大致父母辈的时候,很多沈城的本地人也爱上剁椒、霉豆腐、酸豆角腊肉的风味,闲嘬两口的时候也喝起米酒来了。因此他们家的小饭馆也一直都生意兴隆。
印象中,大至的作业基本都是在他们家饭店里的餐桌上写的,来客人了就从这一桌挪到旁边那一桌,最后往往是在吧台上一边写作业一边还管着结账找零。所以大至虽然语文成绩一直都很糟糕,但数学每次能拿个均分上下估计也全靠平日里“收银”的功底。老师们发愁大至则是因为一方面恨着大至总是调皮捣蛋地闯祸,另一方面又觉得孩子是个聪明主只是因为家里忙缺乏管教。印象中我们班主任特别爱吃湖南菜里那一道啤酒板鸭,偏偏这道菜口味做的最正宗的就是大至他爸,于是乎我总是在大至他们家饭馆里看到大至他爸和我们班主任喝着大至奶奶新酿的米酒,然后班主任总是忧心忡忡的拍着大至他爸的肩膀说:大至是个好孩子,你们要多多管教他。”大至他爸总是随后就端起一杯酒:“方老师,您受累,我们一定好好管管他。”可酒总喝不过三盏,大至他爸就又忙着招呼别的客人去了。
我爸妈既不是湖南人也不是沈城人,他们都是90年代的大学生,是毕业后分配到沈城这个小城市里来的。小的时候我爸妈都忙,经常两个人都上夜班,从二三年级开始我就可以一个人订好闹钟起床,梳洗穿衣,去一出小区的那家早餐店里花五角钱喝一碗粥吃两个豆沙包然后去上学。从小我就是大人眼中自律认真的好孩子。但是,我也有甩不掉的拖油瓶,那就是大至。
早上上学因为等他等迟到过,说好的下课一起回家,然而直到大叔来锁学校大门了,大至都没出现;我妈洗红领巾洗衣服的时候总是把大至的也一起洗掉,然而不等到穿上的第二天就又变成了脏兮兮的模样。
不过无论我怎么嫌弃大至,大至倒是一直都很喜欢围着我转。我想着主要是因为当我也挺喜欢跟着大至一起玩枪战游戏,在雪地里拿着纸恐龙玩穿越雪山,我们也一起去人家的田里偷过土豆,还一起偷偷拿火柴地烧过作业本。
时过多年,我始终怀念的还有大至妈妈周阿姨做得的一手好菜。直到现在每当我回到沈城去,周阿姨总会给我摆上一桌正宗的湘味。
我还记得,有一年我过生日,大至送我的礼物就是从他们家饭店厨房偷出来的一盘干炸小黄鱼,收到礼物的我当真的是哭笑不得。
大至和我一起读完小学后,掏了不少的赞助费才勉强和我上了同一所初中,然而到初二的时候他的成绩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他考不上高中了。大至他爸想让大至留级再学一年,总是说,开饭店苦了两辈子人,攒下一些积蓄就是为了让大至将来参加高考,考到大城市别再回那个小城市里继续当厨子。最终,复读一年依然无果后,大至他爸把大至送到了广东的亲戚那里。他离开沈城去广州的那一年我升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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