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学习第157天《尽心上 凡四十六章》13.5

《孟子》学习第157天《尽心上  凡四十六章》13.5

原文阅读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

字词注释

[1] 著：明白。

[2] 由：用。

[3] 众：众庶。

译文参考

孟子说：“做了却不明白为何这样做，习惯了就不去深究其原因，终身运用却不懂得其中的道理，大多数人都是这样。”

核心内容解读

      两千年前，孟子就以穿透时空的洞察力指出：“日用而不察”的普遍现象。在日复一日的惯常行为中，我们很容易失去对生命本质的追问与觉察。

      孟子此言揭示了人类行为的三个层次：“行”与“习”构成表层实践，“由之”形成生活常态，而“不知其道”则点明了普遍存在的认知盲区。这种状态并非简单的无知，而可能是一种结构性的“集体无意识”——人们遵循着世代相传的行为模式，却丧失了探究其背后原理的能力与意识。这种现象非常值得警惕，在孟子性善论的思想框架中，如果人性本具仁义礼智四端，那么“不察不知”则意味着对本性的背离与蒙蔽。

        与古希腊哲学相对照，苏格拉底“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的宣言，与孟子形成了跨越文明的共鸣。然而两者的思想路径却有着微妙差异：苏格拉底强调通过理性追问达到真理，而孟子则更注重通过“反身而诚”的内在觉醒，恢复人与生俱来的道德本能。

      在儒家思想体系内部，孟子的这一观察也与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观点形成对比。显然，孟子更强调士大夫和君子的责任——不仅要自我觉醒，还要通过教育使民众“由仁义行，而非行仁义”，实现从盲目遵循到自觉实践的跃升。这种思想为后世王阳明“致良知”学说埋下伏笔，将外在规范内化为生命自觉，成为儒家心性论的重要基石。

      我们将视线转向当代，孟子的洞见也具有惊人的现实意义。现代人沉浸在技术理性编织的日常中：我们熟练操作智能手机，却不理解背后的原理；遵循社交媒体的互动规则，却不反思其对人际关系的重塑；接受消费主义的逻辑，却不质疑其合理性。这种“数字时代的集体无意识”比孟子时代的状况更为复杂——它不仅可能遮蔽道德本心，更可能在工具理性的膨胀中消解价值理性。

        现代社会的专业化分工可能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状态。亚当·斯密早就指出，分工提高效率的同时也导致人的片面发展。我们在各自的领域成为专家，却在整体性认知上沦为“不知其道”的庸众。这种碎片化的认知结构与孟子提倡的“全人”教养形成鲜明对比，揭示出现代性困境的深层矛盾。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习矣而不察”呈现出新的形态。我们可能习惯于接收碎片化信息，却丧失了系统思考的能力；沉溺于即时满足，却钝化了对生命意义的感知。社交媒体的算法牢笼、消费主义的符号异化，共同构筑了新时代的“洞穴”——人们满足于墙壁上的影子，却忘记了转身面向真实的光明。

      如何突破这种集体无意识呢，孟子的思想提供了可能的路径。首先是“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的反思精神，通过持续的内省打破认知惯性；其次是“求其放心”的自我找寻，回归本心的道德直觉；最后是“扩而充之”的实践智慧，将觉醒的意识转化为具体的伦理行动。这一过程与现代批判性思维教育不谋而合，共同指向自主人格的塑造。

      孟子的深刻之处在于，他不仅诊断了病症，更开出了药方。在物欲横流的当下，重拾“反身而诚”的精神资源，或许能帮助我们破除现代迷思，实现从“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到“自觉其道而行之”的存在转变。当每个人都能点亮内心的觉知之光，集体的无明才会逐渐消散。在这个意义上，孟子的古老智慧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它提醒我们，在忙碌的“行”与“习”之外，更需要保持对生命之“道”的永恒追问与清醒觉察。

背景知识介绍

孟子顺应本心良知之“乐”（二）

（二）强调成就道德之乐

      孟子注重成就道德之后内心的愉悦与满足。孟子之“乐”涵盖其一生所向往与追求的目标。他不仅注重内修，还注重外行，认为将两者并重才能得到最大的快乐。孟子像孔子一样重视道德修养，曰：“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这就是说，如同人人生来喜食猪肉、羊肉一样，人人生来皆心慕礼义，以行义求善为乐。

      孟子的“君子之乐”与“孔颜之乐”是不尽相同的。《孟子·离娄下》云：“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孟子虽然赞赏颜回，但他所谓的“君子之乐”与颜子之乐略有差异。“孔颜之乐”是纯粹的德性之乐，主要是超越物欲，实现身心解放与心灵和谐所获得的最高快乐。孟子却言：“广土众民，君子欲之，所乐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这就是说，拥有广阔领土与众多百姓是君子所追求的，但君子的快乐并不在于此；立于天下的中央，安定四海之民，君子以此为乐，但这并非君子的本性。将仁、义、礼、智培育在心田才是君子的本性。由此可见，孟子理想中的“君子之乐”在根本上并不局限于“快乐”的满足，而恰恰是对“快乐”有所超越。

      在孟子看来，道德人格是“乐”的真正主体，“乐”离不开主体的自我感受与体验。这可以从其“君子有三乐”中得到充分的体现：“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孟子·尽心上》）“父母俱存，兄弟无故”就是感受家庭的天伦之乐，孟子认为这种天伦之乐比起“富有天下”的王者之乐更加可贵。“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是君子人格完满的一个标志，也是“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的自得之乐。至于“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将教书育人视为人生的一大乐事。孟子的“三乐”道出了人生快乐之真谛。其实，在孟子眼中，家庭的宁静、自身的修为、对社会的回馈是人生圆满的快乐。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转变痛苦为快乐、转变困难为愉悦的观点，主张即使物质条件恶劣导致不快乐，但经过辩证的转变，可以使之成为成就道德的阶梯，转化为快乐。孟子主张“乐善不倦”，不停地向善、行善的本身就是快乐，因为这反映了人不断努力成就道德，并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快乐。对于颜回的安贫乐道，孟子强调：颜渊重视修其“天爵”，以行道为己任，自然不会计较利欲条件的恶劣，不为物欲所累，最终达到“不改其乐”的境界。

      孟子认为：追求仁义道德给人带来的是一种纯粹的心理愉悦和享受，而一味追求物欲、感官满足的人随时都可能感受到不满足的痛苦。在孟子看来，君子并不是没有忧患，君子终身忧虑自己的本性得不到充分的发挥，不能像舜那样“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孟子·离娄下》）。君子应当“非仁无为也，非礼无行也”（《孟子·离娄下》），在“孳孳为善”的不懈努力中感受自己独具超越性的精神愉悦。

人之所以能够在为善过程中感受到快乐，是因为人在为善过程中能够体会到一种不受外在约束的自由之乐。孟子强调：“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孟子·尽心上》）

        就“在我者”领域而言，个人自作主宰，一切取决于个人的主观意识与能动努力。这正是孔子所谓的“为仁由己”。正因为此，才有孟子所谓的“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的说法。孟子学说实际上是提倡通过提高自我修养以求安身立命。这种学说强调的是在自我修养的世界内，人是自足的；换言之，崇德尚义，穷困之时不失掉义，就可以自得其乐。

        总体而言，先秦儒家代表人物孔子与孟子都是从道德情感出发，进而从道德人格的自我体验来阐述“乐”；他们直接将道德直觉与审美体验合而为一，也就是将善与美合而为一，由此来说明人生的“乐”体验。这种体验从根本上说是道德型的，但其中又有美学意义，这是儒家德性文化的一个特点。

（完）

参考资料

《儒家思想的当代诠释》，曾振宇，青岛出版社，2023年10月

《孟子通释》，李景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11月

《孟子新注新譯》，杨逢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4月

《孟子译注（简体字本）》，杨伯峻译注，2008年12月

《孟子（中华经典藏书）》，万丽华 蓝旭 译注，中华书局，201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