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一（谢冕）
中国近、现代百年来的文学，忧患是它永久的主题，悲凉是它基本的情调。
如梁启超的文学思想与政治理想紧紧相连。文学揳入人生、社会，有它沉重的负载，是疗救社会的“药”。在从改造社会到改造国民性中起到直接作用。
原本“无用”的文学，似乎立竿见影地“有用”起来，成为社会人生的一面镜子，传达着中国实际生活的欢乐与悲哀。
文学不再是可有可无之物，也不再是小摆设或仅仅是茶余饭后的消遣，而是一种刀剑、一种血泪、一种与民众生死攸关的非常具体的事物。
文学在这样做的时候，是注意到了它的形象性、可感性，即文学的特殊性。但这种特殊性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文学的目的在别处。
再到后来，不断强调文学为现实的政治或中心运动服务，是以忽视或抛弃它的审美为代价的：文学变成了急功近利而且相当轻视它的艺术表现的随意行为。
大致表现在三方面：尊群体而斥个体，重功利而轻审美，扬理念而抑性情。
既拒绝游戏，又放逐抒情。久而久之，中国正统的文学观念就因之失去了它的宽泛性，而渐趋单调和专执。
文学的直接功利性目的，使作家不断把他关心的目标和兴趣集中于一处。导致最终把文学的价值作主流和非主流、正确和非正确、健康和消极等非此即彼的区分。被认为正确的一端往往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嘉许和支持，自发地生发出严重的排他性。
中国文学就这样在文学与非文学、纯文学与泛文学、文学的教化作用与更广泛的审美愉悦之间处境尴尬，更由此引发了无穷无尽的纷争。
80年代实行开放政策，商业社会和视听文化的冲击，市场经济和商品化社会使原来被压抑的欲望表面化了。文学艺术的社会价值重新受到怀疑，文学创作的神圣感甚至被亵渎，人们以几乎不加节制的态度，把文学当作游戏和娱乐。
摆脱了沉重负荷的文学，一下子变得轻飘飘的，它的狂欢纵情的姿态表现了一种对于记忆的遗忘。
在缺乏普遍人文关怀的时节，倡导重建人文精神；在信仰贫乏的年代，呼吁并召唤理想的回归。这些努力几乎无例外地受到嘲弄和抵制。文学重获自由，摆脱了太过具体的世情的羁绊，但也陷入了无所承受的失重，对历史的遗忘和对现实的不再承诺，让我们感到了某种匮乏。
我们又陷入新的两难处境。
我们有新的失落，但又于失落之中似乎感到了冥冥之中的新的召唤：我们希望文学不可耽于眼前的欢愉而忘却百年的忧患，只是希望文学在它浩渺的空间飞行时不要忘却脚下深厚而沉重的黄土层——那是我们永远的家园。
总序二（孟繁华）
百年中国文学的概念提出者是谢冕先生，首次诞生于80年代末期。那是中国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动的时代。不只是经济生活合理性地成为社会生活的主体，而且长期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价值观念、思想观念和道德观念等，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动甚至解体。
与历史的断裂感，洪水出闸般掠过人们心的堤坝，对自身生活丧失解释力的苍茫感，被很多人隐约感到。一时间，“失语”一词开始流行。
所谓“失语”，并非是学人丧失了学术表达的语言能力，关键是对个体的生存方式和价值产生了怀疑，他们的社会位置发生了突变。
谢冕先生曾检讨百年来文学与现实难以分离的合理性及其后果：
中国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受制于百年前的危亡时世太重也太深，为此文学需自愿地（某些时期也曾被迫地）放弃自身而为文学之外的全体被。奔突呼号。近代以来的文学改革几乎无一不受到这种意识的约定。
人们在现实中看不到希望时，宁可相信文学制造的幻象。人们发现教育、实业和国防未能救国时，宁肯相信文学能救民于水火。文学家的激情使全社会都相信了这种神话。而事实却未必如此。文学对社会的贡献是缓进的、久远的，它的影响是沉默的浸润。它通过愉悦的感化最后作用于世道人心。它对于社会是营养品、润滑剂，而很难是药到病除的全灵膏丹。
一百年来，文学为社会进步前赴后继的情景极为动人。即使是在文学的废墟之上的我们仍然能够辨认出那丰盈的激情。我们希望通过冷静的反思去掉那种即食即愈的肤浅而保留那份世纪的忧患和欢愉。
文学若不能寄托一些前进的理想给社会人心以导引，文学最终剩下的只能是消遣和涂抹。即真的意味着沉沦。
文学救亡的幻梦破灭之后，我们坚持的最后信念是文学必须和力求有用。正是因此，我们方在这世纪黄昏的寂寞一角辛苦而又默默地播种和耕耘。
作为20世纪的送行人，我们感到有必要把这一代人的醒悟予以表达。这种表达当然只能通过文学的方式。
我们期待着放置于百年忧患背景之上而又将文学剥离其他羁绊的属于文学自身的思考。这种思考不意味着绝对的纯粹性，它期待着文学与它生发和发展的背景材料紧密联系。
我们希望这种思考是全景式的，通过对于文学追求的描写折射出这个世纪的全部丰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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