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一位母亲分享她和儿子在香港的蜗居。这位母亲和儿子同住的卧室仅7.5平米。母亲的床在书桌的上铺，儿子的小床——70公分宽——则是从墙缝里“挤”出来的“特等座”，紧贴着窗台，刚刚装得下儿子日渐长高的小身板。只是一翻身，脸就会碰到窗台。
我没去过香港，只在2001年飞约旦务工途中在香港中转了一下。当年有个同事是香港人，他一次晚饭后和我们分享：他在香港自己的家里，不要说自己的房间，连一张给自己睡觉的床都没有。因为他家兄弟俩，哥哥结婚生子了，奶奶还在，四代人同住。他在家每晚只能睡吊床。
后来在上海工作，公司的一位领导去香港出差，说酒店那个房间，推开门就直接上床。她一米六的身高，想看电视就躺床上，动动脚趾头就能按开床头电视的开关。
再后来读龙应台《目送》，里面描写香港的巷子很深，转角处，一个老人坐在矮凳上，戴着老花眼镜，低头修一只断了跟的高跟鞋；地上一个收音机正放着哀怨缠绵的粤曲。一只猫，蜷伏在旁听。
所以，开头那个儿子认定他和母亲租来的那间小屋就是他的家，很温暖。他母亲补充说，孩子的安全感来自24小时亮着灯的小区保安大堂和等候他的保安爷爷；他的舒适感源于每一寸公共空间都纤尘不染、没有异味的公共洗手间，光可鉴人的大堂玻璃，绝不越界的门前区域；他的自由是能连上全世界的游戏服务器，和世界各地的人对话。在他们这7.5平米的蜗居里，装得下隐私，装得下尊重，装得下那些陌生人的温柔，更装得下一个少年认定的家的全部定义。
而我这个生于七十年代的人，记忆中最初的家是两间土坯茅草屋。以这个为起点走出去看这个世界。世界很大，也很小。我们乐在其中，只当是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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