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看过金庸《倚天屠龙记》的应该记得张三丰教张无忌太极剑，不落执念方可游刃太虚，而禅宗又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想想此中境界如此微妙，与不落执念似乎云泥之别，而实又息息相关，互为表里。
《孙子》：“以正合，以奇胜”，《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也反复论述“奇正”之道，在我看来用“奇正”来诠释“权变”近乎为最完美的答案了，而“权”这个字从本意延伸而来，既包含“权衡、权量”这一动作，又包含了中间的“平衡状态”，用兵法来说，即是这中间蕴含着“势”的变化，而凡事又需视势而动，察势、预势、造势，在这基础之上又需顺势而动。孙中山先生说：“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便也是讲这“势”的消散聚合。
孔子又说“极高明而道中庸”，现代人多对“中庸”有误解，实是先人的意思后世曲折辗转贻误太多。孔夫子又说“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这中间何尝没有“动静”与“平衡”的意思在里面。静若处子动若脱兔，动静得宜，便孕育着“势”的转化。
在向自然界学习中，老子想是要博得头魁了，一部《道德经》道尽上下五千年兴衰存亡的定论。儒家学问中蕴含着两条线—明线暗线，想想怕是大部分人一生绕着明线孜孜不倦，却又终南辕北辙不得其意。
鬼谷子说“抵戯”可以用间同时也是自身的弱点，“抵戯”像是临界点，而势在这里发生了转化，所以才有“隙”，而“抵戯”的运用大到国与国，小到人与人的交际，所以说知己识人识势用势的重要！
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古圣人得修持与愿景，老子又说圣人无恒心以天下人之心为心。而权变的最高境界也需先立心守心，如金庸笔下的郭靖“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鲁迅先生也有言“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左传》中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可见古人自我修持要求之高。
《孙子》也说“道天地将法”，《鬼谷子》也有个人修持上的论述，鬼谷子通篇也是以老子的“道”为提纲挈领的骨魂，纵横之说也只不过是为了进一步经世致用，鬼谷子中说“非独忠信仁义也，中正而已矣。道理达于此之义，则可与语”，鬼谷子也说“循名而为，实安而完。名实相生，反相为情”，也重视名实相符内在修为。如果说《鬼谷子》是术得应用，那么论“道”的《道德经》这里也必需一提。道德经中说“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古圣先贤都注重内在修养，诸子百家思想上有相容共生之处，都值得我们细细研磨。
道家有忌三世为将之说，司马迁在《史记·王翦列传》中借别人之口给出了一个解释“客曰：‘不然。夫为将三世者必败。必败者何也？必其所杀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离已三世将矣’”。《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唐太宗说“道家忌三世为将者，不可妄传也，亦不可不传也，卿其慎之”。“兵者，诡道也”，奇正变化无穷，延伸到权谋上也是一样，正像金庸小说中的“七伤拳”一样，伤人必伤己。蒋介石告诫后人不要从政，个中因缘道理想想也皆在其中。
“权变”本义为“权宜应变”，现代管理学中也衍生出“权变理论”，这里我们索性把“权变”理解为“权谋的变化”。《鬼谷子》中“权”、“谋”分为两篇来论述，《孙子》中也有“谋攻”篇。“权变”的核心要义也即对“奇正”的把握，而奇正的理念也是从兵法中衍生出来。孔子说“随心所欲而不逾矩”，殊不知这“随心所欲”也是历经百锤千练，前有“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知尽人世才可“随心所欲”，实在是各种规矩太熟稔了，或者我们说这就是“年长的经验”，近代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经纶三大教，出入百家言”又何尝不是如此。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又何尝不是在阅遍人世之后的坚守，这也是他们的可亲可爱之处。
我们进一步把权变拆分为“奇正”来理解，似乎读兵法是对“权变”最好的理解。“奇”兵法上理解为“非正规形式/小规模的非正面部队/小规模的非主力部队”，如埋伏半路上的部队、侧翼的部队，“以正合，以奇胜”的意义在于出其不意留有后招，付坚在淝水大败可以说完全是忽略了兵法这一大忌，行军打仗军心动摇“势变”，如果后军用伏兵就是对“势”的补充，便是以“奇”补“正”了。韩信奇袭齐国也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以奇胜”，这也是兵者诡道的实际应用，后世李靖平定东突厥也是“奇胜”的实际应用。
至于“正奇”的守持，“正”我们可以理解为常规情况、一般处理，“奇”可以理解为异常情况、特殊处理，认识了正奇只是对事实的初步判断，还要根据事实的反馈推导出形势的进展或者“造势”来引导事实发展，韩信井陉口之战，便是对这一理念的充分应用，“战必胜，攻必取”背后就是知己知彼、不随意而动，谋定而后动这也是孙子兵法一再强调的东西，也是韩信出兵多多益善的一个前提。
“权变”的实际应用既要知“权谋”，又要知“变”—势的流转，否则就是“纸上谈兵”了，又要不执念一处，无所系不落窠臼，自然千变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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