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近书桌

人的一生离不开书桌，就像人的一生离不开床，三分之一的时间要留给它。文员的书桌，就是办公桌，书写文稿草拟文件，读书看报。工人的书桌，就是车间里的工作台流水线，直接让劳动出成果成产品。农民的书桌，安放在阳光和天空下的田野之上，美丽而广阔，他们书写的是一个个生长的故事，一份份收获的喜悦。

不同岗位不同工种有不同的书桌，不同的书桌有不同的形状质地，有形的，无形的，摆在眼前随时可用的，安放在心里的用来怀旧的，它本质上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无形的书桌同样能书写出美丽的篇章，创作出有形的价值，就看它的主人怎么使用。很多时候，一张办公桌代表一份工作，注定适合在上面忙忙碌碌，但坐到书桌前，人的状态就变了，会让脚步慢下来，让心静下来。书桌有别于一般的桌子，那是内心对读书的偏爱，爱屋及乌罢了。

在求知求学阶段，书桌大同小异，工作以后，才开始有区别。今后有一张什么样的书桌，并由不得现在的你，但你想要一张什么样的书桌，也许从一开始就在和大家一样的书桌上，写下了不一样的梦想。

每个人一生中都会和一张张书桌相遇，从启蒙到求学，从工作到立业，哪怕退休在家，也还需要，读书看报都喜欢用它，坐在它前面，就像步入一种固定的仪式。不同的人生阶段，就会有不同的书桌。

从1989年高中毕业，我从老家农村到兰溪城里打工，到现在25年里，我拥有过多张不同的书桌。最难忘的，是在兰溪县城那张最简单的书桌：用四块水泥空心砖，两边一垒，上面放上从老家带来的一只衫木箱子，那是我母亲的唯一嫁妆，原来是一对，让我带了一只，漆得梅红的颜色已经褪了，露出漆下褐黄色的木纹。这就是我的书桌，不到2平尺的箱盖，所配的凳子，也是一块水泥空心砖，在上面垫一张报纸。

当时，我在兰溪机床厂做农民合同工，住在由仓库改造的集体宿舍，一张简易硬板床，两头一搭，中间木板一铺，边上就是我这个书桌，整个宿舍只我有，这也是我的一个私人空间。

上世纪90年代，靠国有企业起家的兰溪经济开始走下坡路，一些企业不景气。机床厂的工作有苦又累，收入还低，城里人嫌弃，不愿呆，只好招农民合同工，这是国有企业第一次面向农村招工。我去参加考试，很容易就进去了，由于眼睛近视，安排我的工种是粗车工，就是把主轴承毛胚件按尺寸车出来，煅烧淬火后，再进入精车工序。每支毛胚有150斤重，车一次，先装在机床上夹紧固定牢，按图纸上一档档尺寸车好，再卸下来.对付这个环节师傅用移动吊车来装卸，我嫌开吊车慢，位置难控制，不如用手搬快，反正有的是力气，化自己的力气又不要付钱，就这样搬上搬下。一天的工作量是车23支，师傅给我加了两支，一天下来，150斤重的毛坯要抬到腰以上的位置50次，人累得要死。特别是冬天，内衣全湿透了，我就把干净的毛巾塞进去，不让身体受凉，以防止感冒。下班回到集体宿舍，就在这箱子上写诗写文章。

两年后，我的第一本诗歌小册子《梦翼》就这样诞生了，其中一组题为《生命之树》的组诗，在金华地区文联举办的征文中获三等奖。我也就因为这次征文，来到了文联工作，编一本文联主办的文学杂志《三月潮》。它的前身叫《三月》，是专门刊发短篇小说的月刊，全国公开发行，有一定知名度，后来因故停刊，复刊后改为内部准印号，刊名请沙孟海先生重新题写的，是金华地区唯一一本纯文学刊物。

尽管是季刊，但还有一本不定期的增刊《金华名镇》，除了编稿，还要出去写稿子，这彻底改变了我的工作性质，让我拥有了一张梦想中的书桌。

与学校里大同小异的书桌完全不一样，和在机床厂集体宿舍里的书桌也不可同日而语，并不是我喜新厌旧，而是来自内心的感受复杂了，既感动又担心，生怕不能胜任。但这种压力又是我所喜欢的，因为不仅有了梦寐以求的书桌，而且还可以写自己喜欢的东西，竟然还成为了一种工作，这样的好事我做梦都在想。身边就有很多写东西的前辈和朋友，他们写了一辈子都没有如愿，我20岁刚出头，就实现了，自然是值得高兴的事，再大的压力也算不了什么，很多人都没有这样的机会。

我第一次发现书桌也是有脾气的，那张书桌就像倔犟的一头牛，我坐在书桌前不知所措，无法安心在它上面看书写字。上班的第一个星期，就这样手里捏着笔，对着一叠方格稿纸，半天落不下一个字。

办公室有四张桌子，都是旧的，写着“金华地区专署革命委员会”的字。我的这张靠窗，是原先的杂志主编坐的，他停薪留职下海去开房产广告公司去了。和我并排的是一位搞摄影的，开了一家照片冲洗店，不常来，文联开会或他有事才来，来了也不坐，一完事就走。新主编坐在我背面，他也不常来，和义乌的老板在海南做房产，有这本杂志，他就不需停薪留职了，相当于备了一条后路。和我一起常在办公室的，是坐主编对面的老何，大家都这么叫，他是位会计，退休了，主编把他请来管杂志社的账目，账少，文联的也让他兼了。

杂志社和文联、宣传部都在隔壁，大家都忙，很少有人来我们办公室。别人不知道我的情况，老何是知道我最多的，他每天到下班的时候，总会走到我身边，说一句：“小陈，写得怎么样了？”我转过身来，一脸苦笑，他总是笑眯眯，很善意。他知道我的难处，补上一句：“慢慢来，下班了，早点去食堂吃饭，迟了没菜。”

我用了一个月时间，适应了，能在大白天坐在书桌前写文章了。以前都习惯在晚上写，在学校，是上晚自修时写，同学在看书做习题，我学着《诗歌报》写一些连自己都是懂非懂的句子；在老家，是傍晚从田地里干完农活回来，吃好晚饭后，等父母亲关灯睡下了，我再写；在厂里，是下班了在集体宿舍的箱子上写。一直来我就认为，白天是用来干活的，那才是正事，哪能不务正业用来写东西呢，也就没有在白天煞有介事地坐下来写东西的意识。这一次，用一个月改变了过去多年的习惯，转变之快，不知是这张无言的书桌改变了我，还是我无意中征服了自己？总之，我开始了一种新的工作方式。我都没敢想，会有这样一天，写文章竟然成了我的工作。

以前一直是工作之余零零碎碎干的事，现在可以天天写，心里高兴，压力很快便成了动力，激情的投入像打了鸡血。以至于老何那句对我说的话也改了：“小陈，不简单，整天在书桌前坐得住，年纪轻轻，就有了这份耐心。”他已不再担心我能不能写的问题。这一年，我的第二本小册子散文集《尴尬人生》出版了，加上在全国各地发表的作品，我加入了浙江省作家协会，成了最年轻的会员。

在金华文联四年，我一直坐在那张书桌前，写稿子，约稿子，编稿子，认识了陈荒煤、李国文、何西来、邵燕祥、鲁光、叶文玲、丁国成、洪峰等一些老前辈大作家，这是我收获最大、写文章最勤，也是进步最快的时期。

到了第五年，《金华日报》要创办一张晚报，我的条件根本够不上，户口还在兰溪农村，文凭只有高中，除了年龄外，几个硬杠杠都够不到，好在那时候讲改革，招人看实干，看我平时在《金华日报》“婺江”副刊发的稿子，出的书，编的杂志，写的稿子，报社就要我了。那次，连我在内，一起要了三个农民身份的，另两位一是办企业报，一是另一家报社的。我原来想编副刊，但人早已有了，就让我去做了一名记者。出于生计，退一步海阔天空。其实，那时做新闻比文学天地更大。

报社的桌子，是我坐的第一张新桌子。熟悉它的办法，就是积极面对，在最短的时间内尽快适应。不像在文联，除主编，就我一人，没有竞争对象，在报社就不一样了，尽管分条线，各跑各的，但相互间也有竞争。最要命的，在杂志社呆了四年，转向新闻，有点头晕，进不了状态。加上一直对新闻有偏见，觉得新闻浅而无味，不如文学，可以让人沉静其中。平时也很少看报纸，要看，直接翻到副刊。喜欢看文学杂志，那四年文联订的《人民文学》《收获》《十月》《诗刊》《散文》等文学杂志，基本上都是我在看，曾经引起争议的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废都》，最早发表在《十月》杂志上，我看完这篇小说，比看他出版的单行本要早好几个月。其次，因为我不懂新闻，对新闻的理解和认识，也就过于生硬和死板。在同事眼里，很平常的事都可以写新闻，到了我这里，怎么看都不行，写不了。稿子自然少，怎么办？等我自己发现这些问题时，已经焦头烂额，好在当时的晚报总编辑陈东，一篇篇帮我修改。那时电脑只在出报纸的照排室有，属于高科技设备，采编人员还是手写，每次稿子被改得一片红，心里就慌。等第二天见报了，到编辑那里把我自己的稿子讨来，看总编是怎么修改的。对比过了，再也坐不住了，赶紧去跑新闻，进入一个拼命的状态。

那段时间，桌子前经常空无人影，我想我的崭新的书桌是否也很寂寞。新闻是用脚跑出来的，怪不得我。手中有稿，心中不慌。所以，白天见不到人，到了晚上，人挤人，写稿的编稿的，大家又都回到桌子前，办公室最热闹的时间到了。等我可以稳当地坐在桌子前写稿子的时候，我已摸到了新闻的门道。

一年后，我的户口从兰溪迁到了金华城区，人却到了杭州，在省政协机关报《联谊报》做记者，又开始了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一呆五年。这五年，是我的一个转折点，无论从新闻业务的推进，还是人生经历的积累，意义重大。

我用的桌子，又老旧又破，桌面上的油漆一块一块地掉，刚开始，看它是快要散架了，几个抽屉也没锁，里面还塞满了前主人留下的杂物，我有点不喜欢，特别是在上面写文章，一到掉漆的地方，稿纸就破，下面垫报纸垫本书，又觉得别扭，就得小心翼翼地写。初来乍到，我觉得给我这样一张桌子很无辜。但就是在这小心翼翼中，我写文章的速度慢下来了，字也工整了，慢慢也被大家认同了。这张桌子简直就像一位无言的老师，细心地教了我五年，让我在业务上有所起色。

五年后，我离开这张桌子，考进了浙江日报大院，一直到去年离开，在浙报这么多年，随部门换过四五次桌子，有新的，有旧的，它们陪我走过了一个个夜晚，特别是上夜班做编辑，有时候，还让我趴在上面打个盹，如果有一个奖项，可以颁给这些桌子，我一定不吝啬，它们的贡献很大。但我还是很怀念《联谊报》的那张老桌子，直到现在。它不知沾粘了多少前辈的汗水和智慧，才有如此灵气和魅力，让我学会了思考和判断。

现在，我有两张桌子，一张是文化局的办公桌，是工作必不可少的，简单实用，功能齐全。这样没脾气的桌子我喜欢，坐在它前面，我没有压力，心里不慌，也不会急躁，最大的好处，是简单，工作起来才能集中精力，全力以赴。

还有一张桌子，那是在租住处，那就更简单了，最大的特点是就地取材，很实用。租的房子面积小，没有单独的书房，只有一张餐桌，晚上要看点书写点东西，怎么办？用最初在机床厂集体宿舍的那一招，不用空心砖，改用书，工作了25年，别的没有，多的就是书，把书垒起来，把房东留下的两只小床头柜，加上从杭州搬过来的两只，两边一叠，再从儿子已不肯睡的小床里抽了床板，往两个床头柜上一放，就是一张现成的书桌了，椅子放在垫得高高的书堆上，卧室里的书房就可用了。

它最大的好处，既可以坐着写，又可以站着写。坐着写，两条腿悬空着，像顽皮的儿子坐在椅子上，晃荡着那两条小腿。不过，我还是喜欢站着写。坐的时间太多了，都坐了25年了，背都坐驼了，驼成了一个小罗锅，腰也坐痛了，都坐出了腰间盘突出，还是站着好，站着舒畅。因为站着写，连书写的工具跟着改变了，电脑自然用不上了，用钢笔签字笔圆珠笔，捏笔的姿势要让身体趴下来，比较别扭，而且笔画太细，站着看很吃力，所以就改用毛笔，够粗，笔墨浓重，够文化。正逢在练写大字，热情高涨。一张再简单不过的书桌前，坐着可以看书，站着可以写文章，还可以练大字，一才三用，我的大发明。

站着写文章，那感觉太好了。站着血脉通畅，每次都思如泉涌，写了一张黄毛边，还写一张，后来感觉整张纸太大，不方便，写的又是小字，不楷不草，行带点，更多的是钢笔字的痕迹，但感觉总像在写大字报，就把整张大纸裁小了写。一个月下来，15元一百张的毛边纸写完了。

比书写感觉更好的，是时间上的紧凑感，充实感，上班前这一个多小时，过得特别快不说，连晚饭后的四个小时，也过的很快，没写几张，就到11点半了，该洗洗上床睡了。

还有，这八九年电脑用下来，书写反而变得陌生，常常出现一些字也不知如何下笔的状况，自从站着写文章之后，内心的积累就像泄洪一样，一发不可收拾。第一次这么真切地体会到书写的愉悦感。而且上瘾，一天不写，心里闷得慌。我知道这是一种新的习惯，这种习惯得到了妻子的赞赏，得到了29个月的儿子的效仿。

有时候，妻子会坐在桌子前看她的书。儿子则是一到晚饭后，动画片里的熊二也不看了，就拖着他的小凳子，进房间来，四处找他的那支毛笔，他也要写字。妻子端来一碟自来水，纸从我写过的那些废纸里找一张出来，铺在他的小凳子上，让他写。这时候，儿子很安静，沉静在自己的世界里，妻子可以安心地去陪岳母看会儿电视。有时候，我文章写不下去，就转身，把我的墨汁给儿子，儿子看到小碟里黑乎乎的水，高兴得大呼小叫，动作迅速，把毛笔戳进去，像老鼠偷油似的，淋了一路，开心地在纸上画，从画圈，到画横，到撇，到捺，儿子很卖力，自然是找到了乐趣。

简单的书桌，给了一家人的快乐和温馨。幸福很近，就这么简单。

现在回头看看，在我埋头往前奔跑了25年，虽然失去了大学四年在书桌前的苦读，但也没亏欠下多少，在工作的这些年里，我用了多出一倍的时间，至少8年以上，断断续续的读电大自考，把课补上了，把文凭补上了。三年前，又通过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内部考试，去浙江大学读了两年的合办研究生班。最赚的，是所学的内容都是我需要的，这相当于没有多少浪费，都用到了。我没读中文，也没读新闻，而是学了法律，因为我有近七八年时间，做的批评报道比较多，这就要求我得为笔下的每个字负责，还得用法律保护自己，随时做好被告上法庭的准备。我也写出了一些在全国影响力的深度报道，就在于将所学的法律用在采写报道之前和之中，而不是之后，才没有用于法庭之上，这是为报社工作所用，至今也未拿来为个人私事所用。与人为善，文如其人，才能以文化人。

现在给了我一个机会，工作忙碌之余，可以坐下来看看书，写点文章，可以找到那么一点读书人的感觉了。我就在想，做了20多年的记者，做成了拼命三郎，做成了农民工的朋友，心中积累的东西太多，一直想要把它们一一掏出来，做一个作家。怎么做？要做成什么样的作家？

明末清初文学家、戏曲家李渔在《闲情偶记》的自序中说为文要“四期三戒”：“一期点缀太平：武士之戈矛，文人之笔墨，乃治乱均需之物。乱则以之削平反侧，治则以之点缀太平。二期崇尚俭朴：创立新制，最忌导人以奢。奢则贫者难行，而使富贵之家日流于侈，是败坏风俗之书，非扶持名教之书也。三期规正风俗：风俗之靡，日甚一日。究其日甚之故，则以喜新而尚异也。新异不诡于法，但须新之有道，异之有方。有道有方，总期不失情理之正。四期警惕人心：风俗之靡，犹于人心之坏，正俗必先正心。”

“一戒剽窃陈言：取前人之法，应忌一岁一生之草，宜奉百年一伐之木。二戒网罗旧集：著则成著，述则成述，不应首鼠二端。宁捉襟肘以露贫，不借丧裘马以彰富。三戒支离补凑：医贵专门，史贵能缺。一物不遗，则支离补凑之病见，人将疑其可疑，而并疑其可信。”

摘录这342年前的“四期三戒”，对治疗现在文风的病症仍有疗效，还没过保质期。我把它作为药引，把自己身上的毛病也治一治，好让我的内心长成一个朴素从容的作家。

这些是我在卧室的那张书桌前，所读的所想的，如果要归纳起来，那就是一句话：亲近书桌，就是亲近简简单单的人生，亲近真实自然的内心，让自己变得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