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弗雷德里克·F.卡特莱特、[英]迈克尔·比迪斯著，陈仲丹译：《疾病改变历史》，北京：华夏出版社，2018年。
20180202草就
本书是一位医生和一位历史学家不断探讨和合作的结果，讲述疾病对历史常会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些主要方式。例如，腺鼠疫和其他疾病对古代和中世纪世界造成的影响；亨利八世和恐怖伊凡的梅毒，天花对征服墨西哥的影响，霍乱对拿破仑远征沙俄和血友病对沙皇统治覆灭所起的作用，热带病对非洲殖民的意义。
书名为disease
and history，直译当是《疾病与历史》，陈仲丹译为《疾病改变历史》可谓切中中心。作者即坦言编写本书的目的就是探讨“疾病对历史产生的影响”。作者通过从几千年人类发展史中给世界带来苦难的疾病中选取一些案例进行研究，旨在阐明“疾病不仅对历史上的重要人物造成影响，也对普通大众产生影响。”揆诸史实，我们会发现人类从古至今依然受到三大规模不断扩大的天敌影响：瘟疫、饥荒和战争，三者相互作用，造成了全球社会的一连串后果。
本书除去导论与结论，主体部分分为十章，分别是：古代世界的疾病、黑死病、梅毒之谜、天花：被征服的征服者、拿破仑将军与斑疹伤寒将军、霍乱与卫生改革、杜松子酒、流感与肺结核、蚊蝇、旅行与探险、维多利亚女王与俄国君主制的覆灭、暴民癔症与大众暗示。
战争与瘟疫等疾病的关系，从我们的感性上而言，战争造成的大量人口伤亡必然会引起程度不同的瘟疫等疾病的爆发，同时，疾病的爆发势必也将影响战争的持续走向。公元前430年雅典爆发的瘟疫提供了疾病影响历史的一个典型例证。在雅典与斯巴达两个古希腊邦国的内战——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瘟疫袭击了雅典，不仅伯利克里被感染死亡，而且普通民众也受到影响，肉体与精神全面崩溃，最终雅典战败。同样的原因，古罗马帝国因为难以治疗疟疾造成人们长时期患病，身体虚弱，国民寿命缩短，国力衰退。除了毁灭罗马帝国，公元头三个世纪的瘟疫还产生了两个范围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一是，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受到无法治愈疾病的打击后适时地成长为一种世界性的力量。二是，基督教控制了西方医学的发展。在公元2世纪传染病流行的时代，对那些极度恐慌的受害者而言，基督教给予他们在任何其他宗教信条中都找不到的新希望。因而在多次瘟疫流行时，专门的行医布道促进了基督教会的发展。在那个饥荒、瘟疫频仍的年代，皈依者就特别多。从这里，我不禁想到近代中国，西方传教士的藉医传教并非是权宜之计，而是基督教发展史上的一项传统。人们就此形成了对医者基督的崇拜，在政府钦定基督教为国教后，行医的权力落入教会手中。此后，由基督徒来照顾病人，护理病人成为基督徒的七种义务之一。欧洲的中世纪医学也就进入了基督教医学的时代。
随后，该书主要论述了黑死病、梅毒、天花、斑疹伤寒、惑乱、肺结核、血友病和精神病等疾病对历史的影响。
黑死病一般指在欧洲历史上发生在1348-1361年的毁灭性腺鼠疫。黑死病造成的死亡人数引起了英国社会的变革，大大加快了英国封建占有制度的崩溃。无论是不断增加的货币流通还是英国农民的人身依附出现流动。同时，社会中出现一种黑死病爆发寻找罪犯的思潮，贵族、残疾人和犹太人相继遭到怀疑。黑死病加强了中世纪时把犹太人当替罪羊的基督教传统，导致众多犹太人迁往东欧和北欧，也为二战期间犹太人的悲剧提供了条件。与试图寻找罪犯相伴而生的是道德价值观的普遍松弛以及世故的、不正当的寻欢作乐。基督教会上升到统治地位部分是由于以前爆发的瘟疫，故而这次黑死病的无力感，让教会权威不得不受到怀疑，民众出现了对教会的公开对抗。
梅毒似乎已经不能考证发源哪里，但欧洲大航海的行为却将这种病传到了世界各地。梅毒造成的灾难和悲剧表现在方方面面，身居要位的优秀政治家成为流口水的白痴、艺术家、画家和诗人被毁。以沙俄雷帝伊凡和英王亨利八世为例，作者重点分析了梅毒通过政治首脑影响历史。简单而言，伊凡因梅毒影响大脑，变成一个残酷专制的病人，统治后期充斥着折磨和鞭刑、火焚和水煮以及各种可怕的死亡方式，甚至用铁尖的权杖刺死了自己的儿子，有成千上万臣民因伊凡患梅毒而送了命，作者甚至假设，如果这第一位沙皇是开明统治而不是冷酷专制的典范的话，整个俄国沙皇制度的类型是否会按照不同的样式发展。英国亨利八世虽然不能确定是否患了梅毒，但痛风、静脉曲张、股骨骨髓炎、坏血病等都被认为可能是他个性改变的原因。作者论述了几点内政，但我最感兴趣的是提及，亨利八世没有一个健康的男性后嗣使强盛的都铎王朝终结，强有力、有效率的统治让位于软弱的斯图亚特王朝试图建立的专制通知，使得英国陷入了一场内战。
天花这种传染病似乎对我们而言更加熟悉，《康熙王朝》里玄烨就因为出过水痘才被选为储君，故而一般认为康熙是个满脸麻子的人。但天花被传染一次活下来以后就会终身免疫，这也是为何玄烨被选为接班人的重要原因，似乎福临就是得天花不治身亡。天花对历史发生重大影响的可以从西方殖民者将天花带到新大陆上来看。殖民者带来的天花等传染病让美洲土著发生大量死亡，甚至动摇了反抗的信心，他们认为能够造成如此规模死亡的入侵者不会是凡人，而是复仇的天使。因为这些疾病似乎并不伤害侵略者，而单单落在美洲土著身上。故而，作者得出“天花以及西班牙人对天花相对具有的免疫力，在毁灭阿兹特克种族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与西班牙人武器上的优势一样大，或许更大。”对付天花的接种牛痘是我们现代人所熟知的一个知识点，但对这个实验者爱德华·詹纳却是陌生的。书中提及詹纳多次实验，直到确信结果完全无害时才将其理论用于人体试验。他没有匆忙将研究成果付印，尽管已有成卷的证据，也有肯定的结果，且又在两年内没有出现让他困扰的牛痘病例，但他一直不急于公布其发现，直到结果已被证明毫无问题时予以公布。故而，作者称其为“一位真正的科学家”。这种严谨的科学研究态度似乎不太常见，我们总是在学界希望占得一席之地，抢占高地，单单忘了科研的目的，最单纯的目的恰恰是造福人类，詹纳的行为表明，他并不是为了名利而做试验，而仅仅是为了科学研究，哪怕第一个发表的人不是他，我想他也会乐意继续自己的试验。
拿破仑远征俄罗斯是世界史中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一般都认为是俄罗斯的严寒和坚壁清野政策造成了拿破仑的远征失败。本书作者从疾病角度提出，斑疹伤寒和拿破仑自身所患的各种疾病也是重要原因。斑疹伤寒让远征大军急速减员，战斗力低迷，而拿破仑自身患有尿结石、偏头痛、便秘、胆结石等病，严重阻碍了他正常的战略思考特别是在决定性的莱比锡战役中他因为腹痛、呕吐只能躺着指挥，痔疮更是造成他不能骑马检阅军队。可想而知，一个病恹恹的统率当然与骑着战马威风凛凛的征服者大不相同，军心可能也是天壤之别。
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女嫁给了沙皇尼古拉二世，很不幸的维多利亚的血友病也传递到了末代沙皇唯一的儿子阿列克赛。因为这个儿子的病，皇后迷信唯一能救儿子名的“圣人巫医”——拉斯普廷。如此拉斯普廷通过皇后开始操作了俄罗斯的政权，历史进入了不可抗拒的死胡同，沙俄社会不可避免地进行了变革。
希特勒因为心理的疾病，可能是精神分裂型妄想症，认为自己是受迫害的对象，而其行动也就受到对假想中迫害者的厌恶所支配。显然后来德国的历史竟然就被这个病人所改变了。
疾病的出现总在逼迫社会做出应对，比如霍乱促使社会重视卫生改革。非洲内陆的疾病如黄热病阻碍了早期殖民者的入侵步伐。故而，战胜这些疾病也就消除了障碍，故而从欧洲的殖民史上来看，会发现殖民者的脚步与医学的发展是同步推进的。
在结论部分，作者号召人类必须与环境保持和谐，也必须与自身保持和谐。如果我们人类不能自律，那么最后不能战胜或不能解决的问题恰恰就是我们自己制造的问题。顺而言之，我对“疾病改变历史”的看法，在本书中似乎不无暗示地告诉我们，历史中的一些疾病的确对历史的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是可以说是改变了历史，但这仅仅只是从医学的角度所发现的历史图景。历史发展的进程是复杂多样的，从某一个角度观察都只能是“盲人摸象”，但这种观察却是总体认知所必须进行的，只有将历史这头大象的四肢都摸到、看到、观察到，才有可能书写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图景。所以，无论是“疾病改变历史”还是“铁路改变历史”、“动物改变历史”，这些都是成立而又不完全成立的观点，与其称为一种历史认知，不如称为一种历史观察的视角。
作者的书写还有一个风格，就是喜欢将一些有趣的历史细节附带上，似乎增强读者的阅读兴趣，比如86页，“富兰克林唯一合法婚姻所生的儿子”、245页，自我陶醉的戈林、邪恶的戈培尔、虐待狂的希姆莱。
当然书中的一些西方观点，无论是民族情绪还是历史史识，我都不能接受。比如第10页，在夸赞罗马帝国高度文明时，竟然说“在远方，印度和中国的古老文明处在熹微不明的影迹之中。”以我最基本的历史知识而言，罗马帝国时期，中国是两汉时期，虽然不敢说是世界文明的第一位，至少也不是所谓的“熹微不明”。第78页，这样写道“无论是起源于印度还是中国，天花都有可能是通过古代的丝绸之路从东方传来，在公元581年前就已传到欧洲。”我丝毫没看出来这个观点和推论的逻辑而在，难道就是前面一句“最早对此进行专门、明确描述的人是中国的医生葛洪”。可这一段第二句却明确写着“天花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是地中海区域的一种疾病”。不知这样的逻辑推论从何而来，令人不解。129页，克里米亚战争中“军队被军事领导人所毁而被一个平民妇女所救”，译者注明这个平民妇女指的是南丁格尔，但历史上的南丁格尔却不是平民，而是贵族家庭出身，变革近代护理事业的也绝不是一个平民妇女能够完成的。
另外，这应该是一本专业的学术著作，却不见一个注释，不知何故，让人不知道书中的一些历史细节是否可信。
最后，借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生理学与生物学教授埃里克·彭杰利所言：“无论是医护人员还是普通读者，要想理解我们今天的处境，了解我们现实生活中遇到的许多严重问题，只需阅读这本特别有趣、极有价值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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