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事烽火丨中苏恶化（8-30）

第三十回  中苏恶化：陆定一首撰论战稿陈锡联卫护珍宝岛

一、从友好到分歧

1、赫鲁晓夫上台

1953年3月5日晚，苏联领导人斯大林逝世。中国政府随即宣布7日至9日，在全国下半旗志哀。为外国领导人逝世举办全国哀悼在中国尚属首例。

3月9日，为斯大林举行葬礼时，许多人预料毛泽东会参加。可毛泽东没有亲自去，而是派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了葬礼。

当日下午，在莫斯科举行斯大林葬礼时，北京各界6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同时举行盛大而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率全体党政领导人参加，并发表了悼念文章《最伟大的友谊》。

斯大林突然逝世后，赫鲁晓夫凭借高超的政治手腕在苏联高层权争中大获全胜，成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深知，若要确立和巩固他在苏联党内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就必须获得中共和毛泽东的支持。1954年，在中国举行国庆五周年庆典之前，赫鲁晓夫应邀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这是苏联最高领导人第一次访华，也是赫鲁晓夫平生第一次来中国。中国对此极为重视，毛泽东等主要领导人前往机场迎接，并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10月3日，中苏领导人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会谈。在会谈中，赫鲁晓夫主动问毛泽东：“你们对我们还有什么要求吗？”

毛泽东说：“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今天想同你们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

毛泽东的要求出乎赫鲁晓夫的预料，对于核武器这样的尖端技术他不能给中国，又不好拒绝。他考虑了好一会儿才搪塞说：“搞那个东西太费钱了，我们大家庭有个核保护伞就行了，无须大家都来搞。”

赫鲁晓夫接着说：“我们可以帮助先建设一个小型原子反应堆。这比较好办，花钱也不太多。这是一个切实可行办法，借这个条件培训干部，也可以派一些有基础的人员到苏联学习、实习和深造。你们以为如何？”

毛泽东说：“也好，让我们考虑考虑再说。”接着，中苏领导人又进行了3次会谈，就若干问题达成协议。赫鲁晓夫一行10月16日乘专车从哈尔滨回国。

2、在斯大林评价问题上的分歧

1956年2月25日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他戴着金丝边眼镜，在讲坛上怒容满面，发表着他对斯大林的猛烈抨击。赫鲁晓夫在历数斯大林严重的个人崇拜错误之后，号召全体苏共党员，必须布尔什维克式地谴责和根除个人崇拜。

参加苏共二十大的中共代表团朱德、邓小平等回国以后，由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会议。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的功过是七三开。不同意苏方意见。从此，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之间开始出现分歧。也使毛泽东开始严防出现“中国的赫鲁晓夫”。

3、再访苏联

1957年11月6日，苏联举行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大会。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至莫斯科，平生第二次访问苏联。这次会议盛况空前，除中国党政代表团外，还有来自64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团，加上参加庆祝会的苏联各界人士，总共有1.5万多人。

会上，赫鲁晓夫不时挥动手臂，声调高亢而激昂。他说：我们有一切根据宣布，共产主义已经不是遥远的未来的事情，家家顿顿可以吃得上土豆烧牛肉的美好生活一定能够实现！

赫鲁晓夫的讲话富有激情，毛泽东听了也感觉很振奋。在同英共领导人谈话中，毛泽东谈到了中国的未来目标：苏联在15年后，将在总产量方面和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方面超过美国；中国在15年后将超过英国。毛泽东对东西方两个阵营力量对比作出“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

11月17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学礼堂接见了中国留苏学生代表。当他说出“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时，他浓重的湖南口音，大部分同学好像没有听明白。

他见同学们露出困惑的神情，便解释到：“世界就是world。”但是那时留苏学生大多数没有学过英语，仍然听不懂。他便转头问大使刘晓：“世界用俄文怎么说？”刘晓回答：“是米尔。”

于是，他接着说：“米尔是你们的，当然，我们还在，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中国的前途是你们的，世界的前途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这时全场立刻响起“毛主席万岁！欢呼声足足喊了两三分钟。

11月20日，苏共中央在克林姆林宫为各国党政代表团举行送别宴会。毛泽东举杯祝酒时说：“中国有首古诗，两个泥菩萨，一起都打碎，用水调和，再做两个，我身上有你，你身上有我。”

当晚，毛泽东率团启程回国，彭德怀率军事代表团继续留在苏联。苏联政治局全体成员到机场为毛泽东送行。和来时一样，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同坐一辆车。这次访问，使中苏关系达到最高峰，也是“蜜月期”的最高潮。

二、从密月到危机

1、拒绝长波电台与联合舰队

1958年，苏联国防部长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建议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以使苏联红军能同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苏联潜艇保持通讯联系。苏联提出，由苏方出大部分费用，中国负担部分费用。

中方答复，同意建设该项设施，但一切费用由中国负担，可以共同使用，所有权归中国。苏方提出交涉，全部费用仍由苏方出。

7月21日，苏联大使尤金在会见毛泽东时，就中国所需的海军援助问题提出建立苏中联合舰队。毛泽东指出，这是政治问题，你们要把俄国民族主义扩大到中国海岸，是要控制我们。他拒绝了这一损害中国独立主权的要求。7月31日，赫鲁晓夫就此事秘密来华。毛泽东严词指出了问题的实质所在，申明了中国的立场。会谈不欢而散。

2、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分歧

1959年8月25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在策动和支持西藏上层反动集团进行武装叛乱失败以后，挑起第一次中印边境武装冲突。中国及时向苏联说明了此次冲突的真相。

9月9日上午，苏联通知中国，将在9月10日就中印边界问题发表塔斯社声明。中国政府当即表示，苏联在这个问题上最好不要公开表态。然而，9月9日夜，苏联政府不顾中方劝阻，竟然提前发表了塔斯社声明，并公开暴露了中苏之间的分歧。在这个表面上呼吁防止美国“坐得渔利”的声明中，苏联政府对中印边境冲突不问是非曲直，笼统地表示“遗憾”，表面上保持中立，实际上偏袒印度，谴责中国。

11月7日，赫鲁晓夫进一步说“对于像苏联这样的国家来说，几公里算得了什么”。对此，中方予以坚决驳斥:：这不是几公里的问题，而是12.5万平方公里的问题。比苏联的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两个加盟共和国的面积总和还要大。如果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硬要侵占苏联这两个加盟共和国，苏联领导人是不是也认为微不足道、不足挂齿呢？

两个月后，赫鲁晓夫又说:“中国单方面停火、后撤，当然很好，但是中国部队当时不从原有阵地前进，岂不更好？”对此，周恩来说:“这个问题提得似乎很巧妙。但是我们倒要请教苏联领导人，你为什么不去问一问尼赫鲁，当初如果他不下令进攻，岂不更好？”

3、分歧公开

1960年6月初，苏共领导提出，趁罗马尼亚工人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时机，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一次社会主义各国党的代表会议。中共中央建议稍晚一些召开，并同意就此交换意见。

6月16日，中共中央应罗马尼亚工人党的邀请，派遣以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参加。

24日晚，中共代表团与赫鲁晓夫会谈，赫鲁晓夫在一系列问题上攻击中共。在后来举行的各国党代表团举行会议上，苏共散发材料，对中共发动了突然袭击，进行围攻。赫鲁晓夫以作总结的形式发言中，诬蔑中共是“疯子”，“要发动战争”，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是“纯粹的民族主义”。

中共代表团为了顾全大局，在会议签署的《会谈公报》上签了字。

三、从联盟走向决裂

1、中苏论战

１９６０年４月２２日，列宁诞辰９０周年。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一天，奉行他革命理论的世界上两个最大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就他的理论展开了长达十几年的论战。这一天，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不指名地批评苏共领导人的某些观点，中苏论战由此拉开。

中共中央调集了一批包括胡乔木、吴冷西等在内的秀才组成写作班子，从1962年11月起，集中在钓鱼台8号楼，正式成立一个反修文件起草小组，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委。小组的组长康生，副组长吴冷西。

1963年5月17日，邓小平与彭真搬进了钓鱼台，并组织反修文章起草小组的秀才们起草公开反击苏共的文稿，后来人们习惯的把它称为“钓鱼台写作班子”，“8号楼”则成为这个写作班子的代号。

6月14日，《人民日表》公开发表长文，阐述了中共对于国际共产主义的二十五条意见，简称为“二十五条”。苏共中央于同日在《真理报》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针对中共中央的“二十五条”逐条批驳。

由于苏共公开信公开点名批评了毛泽东和中共其它领导人，7月20日，中国的各大报纸做出反响，重新刊登了“二十五条”，同时发表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苏之间的笔墨战愈演愈烈，于是在接下来的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一场史无前例的中苏之间的论战全面展开。

从这一年的9月6日起，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陆续发表了针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系列论战文章，即所谓的“九评”，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随之而来的是苏方发动的更大规模的文字讨伐，中苏论战进一步加剧，两党、两国关系逐渐恶化，到１９６６年３月，两党关系中断。

2、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召回苏联专家。中国政府虽然多次挽留，苏方始终坚持其决定，苏联专家撤走时，带走了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并停止供给中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

苏联的这一举动，使中国一些重大设计项目和科研项目被迫中断，许多企业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严重地打乱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计划，更加重了中国当时的经济困难。

同年7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会议。会议期间，传来赫鲁晓夫于7月16日突然通知撤回在华全部专家的消息。毛泽东让周恩来算一下要多少年还清苏联欠帐，周恩来说最快也得十年。

会上有人说："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有人提倡"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则说，延安时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时好多了，要勒紧裤腰带，争取五年内把债务还清。从这年10月起，毛泽东带头不吃肉，以示同全国人民共渡难关。

当时，尽管全国普遍遭遇大跃进后的大饥荒时期，但国家还是拿出苹果、鸡蛋等农产品来还债。最初中国抵债的农产品曾遭苏联方面刁难，“鸡蛋、苹果过筛子，大了小了都不要；猪肉要卡一下膘，肥了瘦了都不行”。

4年后，中国最终提前一年还清了50年代苏联的全部贷款和利息。为此，周恩来在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曾说明：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十四亿零六百万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十三亿八千九百万新卢布，剩下的尾数一千七百万新卢布，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

同年12月3日，外交部长陈毅接见日本记者时宣称：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没有任何外债的国家。这时，政府还一并清偿了国内公债，“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成为国人自豪。

3、赫鲁晓夫被赶下了台

1964年10月16日，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下台。得到消息后，毛泽东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以周恩来总理为团长的代表团借祝贺十月革命47周年与苏共接触。11月5日，周恩来、贺龙率领代表团乘专机离开北京。飞抵莫斯科。

6日，周恩来、贺龙先后会见了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米高扬，并希望能在庆祝大会上致词。但勃列日涅夫以大会没有安排外国代表团讲话为由婉拒。下午，周恩来总理率团出席了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庆祝大会。

7日，周恩来率代表团参加了红场观礼。当时的莫斯科天寒地冻，大雪纷飞。苏联许多领导人都穿上了厚厚的皮大衣，戴上厚厚的皮帽子，还不时到休息室喝酒或咖啡取暖。只有周恩来总理穿着单薄的呢大衣，在寒风中的观礼台上一直站了三个多小时。

在晚上的酒会上，周恩来建议贺龙副总理一起去向老朋友敬酒。苏联的许多元帅和将军纷纷和他们热情握手并举杯为中苏传统友谊干杯。这时，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端着酒杯走到贺龙副总理面前。贺龙副总理举杯说为两国军队的友谊干杯。而马林诺夫斯基则挑衅说：“我们的元帅服是斯大林胡造的，你们的是毛胡造的”。

贺龙说：“你胡说什么，我不懂你的意思。”说完走向周恩来准备报告。马林诺夫斯基却跟了过来嚷道：“不要让赫鲁晓夫和毛妨碍我们。”

周恩来正言厉色地斥责道：“你胡说什么？”

周恩来说完和贺龙一起向勃列日涅夫走过去。马林诺夫斯基还发疯似的跟在后面大喊：“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赶下台了，现在该你们把毛泽东赶下台了。”

周恩来走到勃列日涅夫面前，向他提出严正抗议。勃列日涅夫说是马林诺夫斯基喝醉了。周恩来说：“酒后吐真言嘛！”并要求马林诺夫斯基道歉。说完，率代表团全体退出宴会厅。回到驻苏使馆后，代表团连夜起草电文，向中共中央做了汇报。

次日，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等前来拜访。周恩来又强烈的抗议说：”西方媒体在11月8日说苏共已和中共达成协议，要毛泽东下台，由周恩来当主席，难道这是巧合吗？如果不是苏共领导人有这种思想，马林诺夫斯基敢胡说吗？”

勃列日涅夫辩解说：“马林诺夫斯基是酒后胡言，不代表苏共中央。现在我们以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正式向中共道歉，并同马林诺夫斯基划清界限。”

接下来，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同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等苏共领导人进行了三次会谈。会谈中，总理多次提出希望了解解除赫鲁晓夫职务的政治原因，但苏方总是敷衍搪塞或转移话题，拒不正面回答。而且在一些问题上，勃列日涅夫等苏共新的领导人仍然坚持了赫鲁晓夫的态度。

在激烈的辩论中，米高扬终于忍耐不住，脱口而出：“在同中共分歧的问题上，我们同赫鲁晓夫没有任何不同，甚至没有任何细微的差别。”周恩来立即反击说：“既然你们和赫鲁晓夫在中苏分歧什么样不同，那我们还有什么可谈的呢？”

11月14日，周恩来总理和代表团回到了北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民主党派和群众数千人到机场欢迎。

五、从论战到武装冲突

1、中苏边界问题

中苏边界的划分始于17世纪。沙皇俄国于16世纪中叶向东扩张，开始与中国发生边界问题。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初步确定了两国边界的走向。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沙皇俄国与西方列强勾结，迫使中国签订了一系列涉及边界问题的不平等条约，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入了俄国版图。沙俄政府除通过控制中东铁路，还策动外蒙古与中国分离。至此，中俄之间7300余公里的边界基本确定下来。

时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缔结的过程中，中苏双方虽在东北、外蒙、中东路等问题上发生重大分歧，但未涉及两国边界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与苏结成盟友。中苏边界问题自然也被搁置。中苏关系恶化，被搁置的边界问题被重新提出。

2、珍宝岛事件

赫鲁晓夫下台后，中国政府向继任者勃列日涅夫递去了橄榄枝，不料却仍被拒绝。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更是变本加厉地推行反华政策。中苏边境上的苏联驻军，由10个师增加到54个师，100万军人，大有剑拔弩张之势。同时，苏方还在中苏边界多次举行有针对性的军事演习，在蒙古配置导弹，建立了针对中国的核导弹基地。

珍宝岛，是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小岛。1969年3月2日8时，中国边防部队派出巡逻分队登岛执行巡逻任务，苏军发现后，立即从苏联境内分路向珍宝岛急进，接近珍宝岛后，列开战斗队形向中国边防巡逻分队进逼。入侵苏军不顾中国边防巡逻分队向其发出的警告，突然开枪射击，打死打伤中国边防巡逻人员6人。

经中央批准之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部署3月在珍宝岛进行反击。此后，中国在岛上修建了营房，派驻官兵常年驻守。

3、“机场会见”

　1969年9月3日，胡志明去世。中共中央当即决定派周恩来赴越吊唁。获此消息，苏联领导层决定派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前往，届时欲与周恩来会见。但周恩来来去匆匆，有意回避。等柯西金到达越南时，周恩来等人早已回到北京。

9月8日，李先念副总理随后率党政代表团到河内参加胡志明的葬礼。柯西金希望返国途中在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会晤。他临走时通过越南把这个信息传达给李先念，李先念立即向周恩来报告。

9月11日晨，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被紧急召到中国外交部，通知他中国同意在北京机场举行中苏两国总理会谈时，柯西金的飞机已经飞到苏联境内的塔什干了。柯西金宣布：马上集合，到机场去。

9月11日上午，柯西金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周恩来、李先念等到机场迎接。接着，双方在飞机场候机楼西侧的贵宾室进行了3小时40分的坦率会谈。最终达成4条临时意见。但柯西金回国后，勃列日涅夫等人反对柯西金提出的缓和对华政策的意见，继续对中国保持高压政策。

鉴于来自苏联的战争威胁，在毛泽东“深挖洞、广积粮”“要准备打仗”的号召下，国家大型企业都要实行“靠山、分散、进洞”的备战方针，10月17日，刚刚撤到苏州的林彪发出著名的“一号命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同时通知，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在10月20日中苏谈判开始前几天全部疏散完毕。

正当中国举国上下备战之际，尼克松也紧急召开国防会议，尼克松认为：“对于眼前这场中苏一触即发的战争，我们当然应当阻止。”正是在美国的强烈反对以及中国的积极备战下，苏联终于放弃了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