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活着就像在条道儿上走。什么人同了路，就是好朋友！没有猜忌更不用犹豫，亲亲热热，拉起手。
从前太平倒是分你分我乱糟糟，危险来了，反而撇开好坏不讲求。
鹿樵 《掘壕者之歌》
那些年轻时候认为海枯石烂永不分离的友谊，往往走着走着就走散了。再重遇后，却已发现对方都变了个人似的。每个人心里深埋着的芽柸，经历过不同程度不同地域的泪水灌溉，终归会朝不一样的方向生长，各有前因，再次交集也激荡不起和谐的音符。
两个曾经在同一个城市同一个教室里上课的男孩，从英国文学聊到“少年维特的烦恼”，从古希腊神话聊到现代的荒蕪主义，为不知的未来感到迷茫又兴奋。
诗君每次回到香港，都会跟文彬约谈，总感到对方学识是那么渊博，天南地北，历史科学，社会发展他都有独特的见解。等到聊至夜阑人静时，文彬总会让诗君开始剖析人生的大命题，诗君也就更显得格外茫然，久久不知道从何说起，眼睛也累得撑不起来了。或许文彬企望的是要迈向由自己开创的理想人生，而诗君觉得自己只能够活在务实而平凡的生活中。
友谊没有枯萎，只是各有取舍。
诗君在那个时候不可能会想到以后会有这么一天，他和挚友慢慢彼此疏远，以为是同仇敌忾，距离不会影响年轻时候种下的浓浓情愫，却被现实狠狠的击倒了。也许天真不一定只属于不懂世故的年轻的他，还包括了渐渐长大未来的他。
返回杭州前的最后一天，和母亲弟妹在家里附近的平民小酒家吃了一顿地道风味的晚餐。人烟沸腾，诗君最讨厌二手烟的味道，但也只好随着母亲为了方便的决定。眼前的母亲神情憔悴，本来瘦小的身躯变得越加单薄，小腿浮肿。一天一天无声无息地在消灭他和母亲共处的日子，在倒数着，而他不自知。
诗君小时候记忆里母亲在夏天穿着格子青灰色的薄棉旗袍，跟着外婆领着毛毛头的他去湾仔的上海裁缝工场去做衣服。他最喜欢的如丝般柔滑凉快的直纹三个骨睡裤就是外婆让裁缝阿公做的，质料之佳一直可以穿到上了初中，然后手工量身定做就被自动化千篇一律取代了。外婆和母亲隔三差五会一起穿起式样稳重的旗袍，左手臂弯各自挂着一个殷实的黑色真皮女包，右手要么拖着听话腼腆的他，要么提着黄皮纸袋包裹着的新奇士橙子，瞪着黑色高跟鞋，端庄优雅的上门逐一收租去。
母亲是软心肠，或许小时候的她曾经目睹过这个小岛上劫后余生的慘況，能够体面地活下去已然不容易。所以她经常让住在骆克道大厦里的一个租客太太拖欠房租。每次领着诗君走进去一个白天都拉上窗帘，阴深压抑的客厅里，都无功而回。隐约也知道母亲被外婆批评得落泪。
除了母亲，他有时候也会想起在汪洋上的父亲。
天下间不缺有才华或成功的男人，而背后聪明而优秀的女人就不常有。他一直认为宁波外婆就配当上一席位。
小时候的诗君不觉得他的父亲是一个成功的男人，因为跟别人的父亲不一样，他的父亲没有每天穿上西装道貌岸然的去上班，没有机会下班回家训教子女。从看到父亲离家上班到下班回家往往是几个月甚至半年或更长的等待。想说的话吞进肚子里，思念慢慢变得麻木。
母亲的小资情调更凸显父亲的劳动个性，在远洋轮船上做轮机长，虽然是甲板下的总指挥，毕竟还是blue collar。就像英国文学作家 D.H.Lawrence 所描绘的阶级矛盾与人性弱点。当诗君读到查理斯狄更斯的 The Great Expectations 的时候，总为主人公Pip 没能够拥有一个体面的养父而感同身受。
幸好这种歪念很快就被父亲的优良遗传所战胜。父亲健壯的身躯，绅士的风度，爱家的责任，一一默默地滋养着孩子的正向价值观。
父亲总是衣服整齐笔挺，清爽洁净。皮鞋穿后马上用抹布抹尘，几天后涂上鞋油，用力地刷️得亮丽直能照出身影。连在阳台上晾晒刚洗完的衣服，都会拉得平平整整的。他看到过父亲的工作记录本上面书写的英文字体都是按着一把尺子一行一行工整的排列出来的。就是对工作一丝不苟才能够让船上的工友在遭遇到波涛汹涌里时能活命。
诗君有时候想在进化过程中，男人还是没有女人优越。
倘若没有生理问题，男人愿意的话都可以让女人怀孕，但不能保证他以后会是一个好的父亲。在那个子女成群的年代，父亲担当的是养家糊口的角色，而母亲就待在家里管教孩子侍候公婆。
但朝夕变幻，男人的生理退化了，女人却觉悟了。岁月流逝，时代究竟是进步了还是沉沦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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