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小时候丢过2块钱，我的娘说那是全家一个月的开销，挨了一顿打，搞得我又内疚又自责，还顺带知道了家里竟然这么穷，尝到了生而不公的愤怒。从那以后，便对丢东西这种事绝对不地能自我接受，自那时起，也从来没再丢过什么东西。这种记录保持了40年，终于在去年的年底，去了广州一趟便被破了。这本来不怪广州站什么事，自己其实是在南站下车的，可心里还是不禁和早些年电视上著名的广州站四周的坏人们肆无忌惮地骗、偷、抢的混乱景象联系上了，满心狐疑是不是被什么人偷了去，用到诈骗、黑工或者是其他常人想不到的奇奇怪怪的坏事情上。
后来看了看手机的壳，应该就是那一圈突出的外沿的毛病。自己随手把身份证放在裤袋里的时候，贴到了手机的屏幕上，这外沿高，顺带着就把它给挂了出去。
无论什么事都搞清楚自己的错到底出在那个环节上，这也是自己强迫症式的一种毛病。那次丢了我的娘她的那个绿塑料的花钱包，里面还带着几张松松软软的小毛票，弄得我傍晚在生产队的牛屋，麦场，还有后坑，几乎所有我玩过的地方找了几遍，也想不出自己丢在了哪里。在那之后，这毛病跟了我40多年了。
所以说脑子就是世界给你的映像。这个世界给你看贫穷，脑子就记得贫穷。这个世界给你看幸福，脑子就记得幸福。这个世界给你看丢了两块钱就要挨打，脑子就会有强迫症。它永远不是你自己想象的那个样子，总是不会按照应该的那样给你看。
丢了身份证的一周后，回到家赶紧地去补办了一张，去了一趟街道的派出所，她们说你得到乳山路，只有那里有拍照的。我就骑上小黄车，穿过了几个小巷子，跑到了那个逼仄在80年代简陋的居民楼边上的小院里。看得出这个派出所是上了年头的老资格，该是在这四遭还是一片农田的时候，就窝缩在这个角落了。
拍照室还是一如即往地简朴，边墙上挂了几件粗劣的男女外套，对着一面刚能照全人脸的玻璃小镜子，托盘上放了把塑料梳子，还佝蜷着一根长头发。我知道是要拍照有了准备，免得像10多年前那样，再拍得那么难看，把头发也好好地剪了，专门穿了件白衬衫，带了件灰西装，又在那个小镜子了好好整理了一下自己，拿准了自己满意的姿势，只等民警来上班。
过了没多久来了。民警姑娘冷着脸说一声坐过去，我就坐下按她的指令向左向右向上向下，咔嚓一下就好了，还没让我笑一笑呢，我心想，也没给我看拍的什么样，就给了张条子说，回你们那边去办就好了，照片系统里会传过去。
等来了新的身份证，那上面的人脸拉长，两颌坚硬，冷似冰霜，我想我死了大概会是这模样。真是这个脸色拍的么？我的招牌笑容都没了，还不如上次的。
后来想想，这个照片不会错，更不会是那个姑娘的错。还应该是自己的问题，那就是自己的一张脸，冷冰冰地对着人，心里还想着能像年少时一样笑，脸却早已不听使唤了。
曾经无忧无虑的笑容，应该是被脑子从脸上抹去了，被这岁月抹去了。脸上，只剩下这岁月的映像。
202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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