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家里打电话，是母亲接的，我听见我用哭声说：“你好，母亲。”她很激动，我告诉她我不该来剑桥，我什么都不懂。她说她一直在进行肌肉测试，发现我有一个脉轮失去了平衡，她说她能调整我，我提醒她，我可是在5000英里之外。
“没关系，”她说，“我会调整奥黛丽身上的脉轮，让它飞向你。”
“让它怎么着我？”
“飞。”她说，“对生命能量来说，距离不是问题，我可以从这里，将修正过的能量传送给你。”
“能量的传播速度有多快？”我问，“和声速一样，还是更像一架喷气式客机？它是直接飞过来，还是会在明尼阿波里斯市停留一下？”
母亲笑着挂断了电话。
大部分早晨，我在学校图书馆的一个靠窗的位置上学习，还是这样的一天早晨，杨百翰大学的好友德鲁通过电子邮件给我发了一首歌，他说，那是一首很经典的歌，但歌名和歌手我都从未听说过。我用耳机播放了这首歌，立刻就被它牢牢吸引。我望着北回廊，一遍又一遍地听。
将自己从精神奴役中解放出来
只有我们自己才能解放我们的思想
我把这两行歌词记在笔记本上，写在正在撰写的论文的空白处，阅读时，我的思绪又不由自主地飘到歌词上面。我从网上了解到，鲍勃•马利脚上的肿瘤，我还了解到马利曾是拉斯特法里教教徒，该教派信仰全身完整，因此他拒绝做截肢手术。他在四年后去世，年仅36岁。
将自己从精神奴役中解放出来。这句歌词是马利在去世前一年写下来的，当时本可以动手术去除的黑色素瘤，正转移到他的肺，肝，胃和大脑。我想象一个贪婪的外科医生，长着锋利的牙齿和细长的手指，力劝马利进行截肢手术，想到医生的可怕形象和他腐败的药物，我便胆怯退缩了，这时我才明白，之前未明白过来的一点：尽管我已弃绝了父亲的世界，却从未寻找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勇气。
我将笔记本翻到关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那堂课，在一个空白处，我划线写下：只有我们自己才能解放我们的思想。然后我拿起电话拨通号码：
“我需要接种疫苗。”我告诉护士。
每个星期三下午，我参加一个研讨会，在那里注意到两个女生——卡特里娜和苏菲，几乎总是坐在一起，圣诞节几星期前的一个下午，她们问我想不想去喝一杯咖啡？我才第一次开口跟她们说话，我以前从未喝过“一杯咖啡”，我从未尝过咖啡的味道，因为这是教会严令禁止的，但我跟着她们来到街对面的一家咖啡馆，收银员很不耐烦，于是我随便选了一杯，她递给我一个过家家大小的杯子，里面盛着一大汤匙泥浆颜色的液体，我眼巴巴的望着卡特里娜和苏菲端回我们桌旁的杯子里的泡沫，她们讨论起课堂上的概念，我则纠结要不要喝掉我的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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