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看到一个关于钱穆的节目，说到其与当时主流治史者的不同，在于提倡“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也因此为当时许多大家所不容。
当时听到这句，心有所感，不止治史，但凡文化，便应如此。
五四以来，多少治学大家，恨不得把西方科学理论往所有领域上套，凡事讲科学讲证据，初看之下，似无不可，可偏偏以此为尺，丈量中华文化，生搬硬套，总是千般不是。这自然因为产生新文化，需要破除旧文化，需要莫大力量冲破阻力，所以往往取批判与斗争的态度，就当时而言，自然有其缘由，可惜也因此，未必能够客观，其贻害，却也深远。
可曾想见，今日我们之坚持，也不过他日子孙之笑话。如此代代否定，看似发展，不过轮回，看不出其中不变之真意，有失文化传承的本意。
这大概就是钱穆特意提“温情与敬意”之所在。
任何一个时代，治学终免不了有学院一派，考证训诂种种，不一而足，他们是治学发展的根基所在。
然而，文化传承绝不等同于治学考证，若凡事总拿今人标准，对古人指手画脚，做出非此即彼的判断，而无容纳不同思想的雅量与宽容，则不免有取皮毛而失神髓之虞。
当日读老子，总为“无，名天地之始，无，名万物之母”所倾倒，后偶闻郭店楚简出土，经专家考证，推翻了此种断句方式，初时很是沮丧，可后来总觉这句就应如此断，即使古人曾别样断，那又如何？除非老子亲临，否则谁知彼老子此老子哪位才是真老子？
甚至于，千人心中有千个老子，如何是真老子，已无可考，亦无必要。对于文章的解读，自成新文章，亦在文化之中，也在传承之列。
超越世代偏见，以吾心证彼心，以吾语解汝语，常怀宽容与敬意，如此足矣。
细思之，本文也不过是“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之心说而已，是为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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