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写我见过的这些人，源于最近一段时间远在老家的父母遇到的跟村干部有关的一些事】
说起老家的村干部，穷尽我三十几年的人生经验，似乎找不到一个恰当的词汇来形容这些人，他们可能是我见过的、听过的最特别的“物种”。
我的老家在在秦岭南边儿，一个山大沟深、土地贫瘠的农村。
那里的人们直到现在依然对凡是“干部”的人有一种天然的“敬畏”。
如同村里的老人们初一、十五要拜的“神”一样，不能怠慢。
01
最早关于他们的记忆，是1987年，我4岁多。
彼时农村的计划生育正开展得如火如荼。
凡是生孩子超过2个的家庭，一定会被罚款；育龄妇女被拉去做绝育手术；没钱交罚款的只好把家里值钱的农具、粮食上缴；不愿做绝育手术的每天就早出晚归，带着全家老小到处躲藏；还有的家庭，交不起罚款，被人扒了房梁，一家人从此流落他乡。
这是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执行的真实场景，执行人是村干部们。
那年农历2月份，小妹出生。
此时，我的父母一共已经生了3个女儿了。
母亲在坐月子的期间，除了要担心自己身体不好没有足够的奶水养活她的小女儿，更担心的是小妹出生的消息被传出去，自己就会被强行拉去做绝育手术。
而她，还想要再生个男孩。
母亲甚至一度答应把小妹送给一对不能生育的夫妻。
就在满月那天，来抱孩子的人在门外等了一上午，母亲却抱紧了小妹，栓死了房门不出来。
因为母亲不舍得，来人无奈只得讪讪离去。
母亲留下了小妹，小妹出生的消息也被村干部知道了。
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就上门了。
两件事：一马上交超生罚款，二母亲要立刻去做绝育手术。
整个上午，我和姐姐靠在墙角，听着父亲和母亲说尽了好话，最后的方案是：孩子满3个月，母亲必须去做手术；罚款可以拿家里值钱的东西抵。
走时，他们每人手上拎了一块腊肉。
时间很快就到了农历5月份，眼看着3个月的期限就到了。
母亲越来越焦虑，一点奶水都没有了，小妹整夜整夜地哭闹。
有一天早上，我意外地没有听到小妹的哭声，也没看到母亲的身影。
父亲告诉我：母亲带着小妹躲出去了。
具体去了哪里父亲没说，他叫我别多嘴，有人问起来就说母亲赌气回娘家了。
不出所料，到期的那天村干部再次上门。
母亲不在，父亲也下地去了。这彻底激怒了他们。
那几个人开始在我家疯狂地乱翻。
他们把背篓扔到院子里，又顺着梯子爬上了板楼。
房梁上只有零星的几块腊肉，还都是肥膘，不值钱。
其中一个还不死心，继续搜寻，竟然发现了被父亲藏在墙角麦草垛后面的粉碎机（农村用来打豆子，打土豆淀粉的农具）。
那是当时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了。
几个人吆喝着抬了机器下来。
我妄想着以一己之力阻止他们。
趁着他们喘气的空儿，我先关了堂屋的门，又捡了一根柴火棍子拿在手里，刚站定在门口，门哐啷一声就开了，我被一只手用力掀向一边，几个抬着粉碎机的人出来了，“小孩，走开！”棍子被碰掉了，我打了一个趔趄，靠在墙边才站稳。
“等你爸回来叫他到村委会来！”他们甩给我一句话，抬着机器头也不回地走远了。
我捡起棍子，默默地坐回到门槛上，眼泪不停地流下来，流进嘴里，又咸又苦。
后来，母亲带着小妹回家了，村干部们三天两头地上门。
母亲应该是再也忍受不了这样的叨扰，她答应去做了手术。
一天后，母亲回来了。
她脸色惨白，弓着腰，小心翼翼地走路，连咳嗽声都是收着的。
小妹哭着想要抱一抱，母亲也只能抱歉地笑笑，摸了摸小妹的头。
她没有给我们看她的伤口。
我只记得过了很久，她才能勉强抱一会儿小妹。
从此，计划生育在我家算是告了一个段落，除了未缴完的罚款要继续交完。
幼年的我不曾怀疑过村干部们的工作，以为那是常态。
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却变成了阴影，投在我的心里，经年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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