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杏针脚

                            银杏针脚

储物间的木门发出悠长的呻吟，灰尘在光束中簌簌起舞。纸箱里叠着母亲的白大褂，消毒水气息混着樟脑丸的苦，在十月阳光里发酵成某种陈旧的酒。当我抽出那件未织完的深灰色毛衣时，几枚银杏叶忽然从领口滑落，金黄的叶脉在光晕中舒展，恍若二十年前县医院后门那棵老银杏抖落的鳞片。

1998年的晨雾总是带着铁锈味。六岁的我总在挂钟敲过五下时就醒来，看母亲把褐色毛线缠在门栓上。她苍白的指尖穿梭如梭，将褪色的木门织成蛛网密布的茧。"小满要乖乖等朝阳染红第三块窗玻璃。"她说话时白大褂领口微微颤动，露出里面洗得发灰的棉毛衫。

我至今记得毛线摩擦木纹的沙沙声。趴在门缝上，能望见她护士鞋的胶底踏过青石板，鞋跟沾着夜班留下的碘酒渍。转角处老银杏正落下第127片叶子——我每天清点她消失前飘落的叶片，这个数字像用烧红的铁丝烙在记忆里。

十二岁那年的毛衣针是道分水岭。当同桌炫耀母亲织的绞花毛衣时，我正盯着自己袖口脱线的校服。那晚我摔碎了织到一半的毛线团："反正你也从没给我织成过完整的东西！"毛线滚进床底时，月光恰好照亮母亲手指上暗红的茧——那是三十年护理生涯被针管磨出的勋章。

后来我们之间长出透明的茧。她总在我晚自习时织毛衣，织针相撞的咔嗒声与挂钟走秒渐渐重合。直到那天刺耳的电话铃划破凌晨，急诊科王主任说母亲晕倒在更衣室，白大褂口袋里还揣着没打完的袖口。

抢救室的瓷砖沁着寒气。心电监护仪绿光游走，映得她手背上的留置针像株将死的藤蔓。我忽然发现那双手比记忆中小了一圈，食指关节的茧子旁又添了新的针眼——原来这两个月她偷偷把止痛针换成生理盐水。

毛衣针还在床头柜上闪着冷光。袖口针脚从细密渐渐松散，最后几行已经歪斜如孩童的涂鸦。主治医师说肿瘤转移到肝脏时，她大概正借着月光找掉落的织针，怕吵醒隔壁床的产妇。

火化炉轰鸣那天，我抱着未完工的毛衣突然明白：那些门栓上的蜘蛛网，那些深夜的咔嗒声，都是母亲在疼痛的缝隙里编织的茧。储物箱最底层有个铁盒，里面整齐码着1998年的银杏叶，每片背面都用铅笔写着"小满今日多吃了半碗粥"或是"小满学会系蝴蝶结了"。

如今我对着解剖图描摹心脏血管，却再描不出母亲掌纹的走向。医学院的银杏黄了又落，有次在显微镜下观察病理切片时，我忽然看清那些癌细胞扩散的纹路，竟与当年门栓上的毛线走向一模一样。

毛衣终究还是织完了。用母亲留下的旧毛线续完最后三寸袖口时，线头突然绷断在手心。窗外的银杏正在落第127片叶子，恍惚间听见三十年前的晨雾里传来织针相撞的轻响，像岁月在轻轻叩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