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根,鲁南某县人,家在县城南门外十里路的“十里铺”村,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
周大根还有一个弟弟周二根,兄弟两人打小记事起就跟着父亲周大疤剌艰苦谋生,由于家里只有二亩地,收成养不活父子三人,就需要打短工。那时候家家日子都很艰难,即使普通地主家也极少有雇长工的,最多是农忙时招几个短工。大根哥俩都不认识字,尤其是大根,还有点不太机灵,俗称脑子反应慢半拍。
大根的母亲去世的早,脑海里对母亲的印象越来越模糊,只是在向本家们或邻居们打听母亲的时候,感觉邻居们欲言又止、话里有话,好像母亲是作风上不是太好。
十里铺村离京浦铁路线比较近,在日本鬼子进入山东后,汪精卫伪政府下面的维持会就组织铁路线沿线的民团或村公所排班护路。护路值班一天一晚给一毛钱,村里一些人不愿意去护路就让大根替他们去,然后再哄着大根一块玩牌九,再把大根替他们护路挣的一毛钱护路费赢走。大根事后都后悔,可下次还如此,所以大根人缘不错。有次大根护路值班时,看到火车上坐的都是日本兵,他就抓起铁路路轨上的石块去打,日本人就用机器扫射大根,他跑的快,再加上有傻福气,每次都打不着他。
大根越发恨日本鬼子了,有次他父子俩用独轮车替村公所给日本人送公粮,父亲推、大根在前面拉,由于大根心里有气不好好拉,把独轮车拉倒了,粮食洒了一地,周大疤剌抓起“撵脚”就追着大根打,大根跑了,很久没有他的音讯。
不知不觉大根跑了很远,又累又饿,很害怕,还好遇到一队八路军,听说他们是微山湖西八路军独立团的,领导外号“梁大牙”,一位戴眼镜的八路军把自己的干粮让给大根吃,并邀请大根跟着他们去打鬼子。大根一听可以打鬼子,毫不犹豫地跟着戴眼镜的八路军走了。后来知道,戴眼镜的八路是指导员。
八路军的枪少,不能每人一枝,想要有枪就得自己在战斗中去夺。大根第一次战斗手里只有一把大刀,他很满意,有的是力气,冲锋时根本也不害怕,特别是埋伏的过程中早早地就看到了日本鬼子队长手碗里戴着的一块手表,那东西在阳光下一闪一闪的,真耀眼。冲锋号一响,大根举着大刀就奔向鬼子的队长。他脑海里只想着那块手表了,一刀下去,砍掉鬼子队长戴手表的那只胳膊就跑了,也不管鬼子队长的死活了。他把手表上交给了指导员。这事后来都成了连里的笑话。
解放后大根回家,他已经是解放军的团长了。他去本家的二大爷家去串门,向二大爷问起“二大爷,我妈是好人还是歹人?”,二大爷不敢如实交代,只能告诉他“你妈是好人”,大根放下了心,说“幸亏我妈是好人,不然的话我带回来了一颗手榴弹,把她的坟头给炸平喽”。
两年后,周大疤剌去世了,大根操持葬礼,当年还是土葬,摔盆起灵后要把棺材抬到村外家族坟地下葬,想想父亲一人养活兄弟两人很不容易,挨家挨户讨点饭也舍不得自己吃,都带回来给自己哥俩。大根就要求葬礼请的吹喇叭的乐鼓手自起灵后到下葬结束前不能停,自己事后会多给钱,乐队满口答应。由于仪式比较耗时,喇叭手也吹累了,又看到大根葬礼过程中哭的很是伤心投入,估计大根也没有注意喇叭,所以乐队就中间停了两次。
棺材下葬埋土完毕,大根手持哭丧棒追着乐队吹鼓手们打,他一米八多的身高,手拿哭丧棒就像一位寺庙里的四大天王 ,吓得吹鼓手到处跑、到处藏。其中,吹鼓手里一位县城南关的韩大头躲在厕所里吓得拉绿水,回家后拉了三天去世了,据说真的“吓破了胆”。
乐队写信把大根反映给部队,为这事大根背了处分。
后来,大根离休回到市里干休所,享受师级待遇。谈起年青时的事情,很是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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