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人都在借社会的发展夸耀自己，个人却没有真的进步。”
“社会从来不会真正地进步。它在每一处的发展，都同时伴随着另一处的倒退。它经历不断的变化……但所有这些变化都不是进步。因为每当它获得了新的东西，就失去了原有的某些东西。”
“文明人造出了马车，但却失去了使用双脚的机会。……我们啊，是不是因为文明进步而失去了某种活力，是不是因为陷于僵固形式的基督教而失去了某种粗犷的气质。”
——《自立》
19世纪对于整个西方世界来说，都是高歌猛进的时代；工业技术革新，整个社会随之被重新归类，不断有新的发现发明进入人的生活，正处于孕育现代主义的兴兴向荣之中。但爱默生却警告大家：我们社会的进步，本质上与个人的进步无关。社会的进步，是技术的进步，是大的社会结构、组织形式的进步，但无个人无关。
细说起来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芒格所谓的“公用品悲剧”：如果技术进步导致一家工厂更换设备使一件商品成本低廉，最终整个行业都会被该技术洗牌，因而导致行业整体成本下降——获利的是整个社会，可是个别企业的利润，从长期看并没有增加。洗衣机刚刚发明之时，卖家宣传的口号是可以解放家庭妇女，让她们有更多的时间去休闲、学习，可结果正如现代技术带来的种种方便，实际上并没有真的让我们“省下时间”来“享受生活”——而是让女性也进入劳动者大军一同加速，所有人的生活都变得越来越快了。
社会进步，带来的是所有人生活的进步，所有人的起点都提高了；但个人的感知心理却是跟周围的人相比较的——我们并不会因为想到比古人能走得快、知道得多、生活便利就觉得自己特别幸福。
另一方面，是整体的人类知识在增加，个人修为的负担也更重了。普通动物生理上性成熟就算作成年。哪怕一千年前，古代人十五岁就被认为可以结婚。但是现代人对成年的判断大大延长，因为人类社会的复杂度需要大量的学习和适应。从某种程度上，我们都要通过将近二十年的各类教育学习重新进化一遍，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现代人。浩瀚的人类文明之下，我们潜移默化地都带着某种历史的枷锁。
哪怕是我们文化惯性上认为富得久、平均文化程度更高的欧洲，年轻人也要不断甩脱自己身上旧一代的精神包袱，不断创造属于自己的、有活力的新文化——譬如60年代的反战、摇滚、嬉皮士运动，80年代后慢慢壮大的嘻哈——而当这些反抗主流的声音自己成为主流的时候，新一代的年轻人仍旧要和过去划清界限、创造自己的文化。（有一本先锋艺术评论第一期标题叫做，《他们很无聊，我们很焦虑》）
这种从零开始的重新生长，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自己的使命；每一个个体有每一个个体自己的道路。
所有来自过去的伟大，其光芒再耀眼，也终将暗淡。没有哪个时代更好。不管时代如何，自己的生活都是靠自己从零生长出来的，与时代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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