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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劫后的狂欢中，张爱玲发现，如此重大的一件事，人们的意识里居然没有反省的成分，更多的是想到吃。本来，吃是生存的最基础条件，由于战乱时被剥夺，现在恢复了这种条件，人们就如同受到天赐一样，表现出巨大的满足。这种可怜的动物本能，让张爱玲直观地感到了人性的盲目和可笑。
这之后，张爱玲觉得在香港无事可做，就和好友炎樱一起乘船回到了上海。当时的上海虽然已经沦陷为敌占区，但是繁华依旧，是国际性大都市，被称为“东方巴黎”，与之相比，香港不过是弹丸之地，边陲小城。到了上海之后，张爱玲跟她姑姑住在了一起，在静安寺赫德路192号公寓6楼65室里。此后大概十年的时间，张爱玲一直和姑姑一起生活。自从她离开张家后，就基本上跟张家人断了联系。她弟弟曾经来看过她几次，但她都冷冷的，不甚热情。
张爱玲对她的姑姑非常赞赏，因为姑姑是一个独立女性，一直单身未嫁，在一家外国机构里做事，有一段时间还做过电台的播音。她比张爱玲的母亲要随和得多，人很有幽默感，可谓是乐天知命。张爱玲的散文里人物出现次数最多的就是她的姑姑。她非常认同姑姑的生活方式，自己挣钱自己花，清净自由。幼时向父亲要钱遭拒的痛苦经历使她产生了强烈的自力更生的渴望：用别人的钱，即使是父母的遗产，也不如用自己赚来的钱来得自由自在，良心上非常痛快。
于是，安顿之后，张爱玲就决意用自己的笔来谋生计。她要卖文为生了。
她写了一篇《中国人的生活和时装》，里面配有12幅自己绘制的发型、服饰插图，被《20世纪》英文月刊的主编克劳斯•梅乃特看中了，选登在月刊上。克劳斯郑重地向读者推荐这篇文章，并且称赞张爱玲是个很有前途的青年天才。张爱玲的英文功底很好，因为中学是在教会学校里念的，而教会学校对英文自然很是重视。在港大上大学时，张爱玲苦练英文，三年内狠心不用中文写字，连通信也都是用英文，英文书拿起来就能看懂，不管是物理还是化学。而且她一向很崇拜林语堂，林语堂也是以用英文写作著称的中国人。所以她也选择了英文创作。此后，张爱玲便一发不可收，连续发表了多篇散文。用轻松风趣的行文，巧妙地讽刺了当时中国人的种种陋习。如《洋人看京戏及其他》中，从看戏的热闹说到中国的拥挤，批评中国人缺少私生活意识；在《更衣记》里，写中国古代服饰上无聊繁琐的点缀，来讽刺有闲阶级贵族生活的低级趣味；在《银宫就学记》里讽刺中国教育的荒唐……一系列好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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