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缪章宪
生活是一袭爬满虱子的华美衣袍，张爱玲早就这般说了。近来我常对着窗外的天光云影发呆，想着这句话，想着衣袍底下那些细碎的、咬啮性的烦恼，如何一点一点蚀去我们对这世界的热忱。
怕的是不再爱了。不是恨，是连恨都懒得恨的那种漠然。王家卫镜头下的苏丽珍，穿着旗袍袅袅地上楼下楼，手里拎着的保温壶还温着，心却一寸一寸地凉下去。她说：“原来有些事情，不知不觉中就来了。” 不爱，大约也是这样的。不是骤然的断裂，而是像《阿飞正传》里那只无脚的鸟，飞着飞着，便忘了最初为什么要启程。终有一日停下来，才惊觉不是栖息，是坠落。
我翻着张爱玲的传记，字里行间都是她冷眼旁观的人间戏剧。她自己是戏子，也是座下客，拿着一本程序单，看着“三国”上演的悲欢，时而叹息，时而讪笑。可我们这些看客，看多了别人的人生，自己的那一出反倒模糊起来。那些借来的智慧，像是从别家窗口偷来的灯光，暖暖的，亮亮的，却终究照不亮自家门前那级湿滑的台阶。
未来，本是一本末曾翻阅的、洒金的小说，该有扑鼻的油墨香的。可我怕的，是连掀开扉页的兴致都泯灭了。成了怎样的人呢？大约是《花样年华》里周慕云对着树洞喃喃倾诉后，小心翼翼地用泥封存起秘密的那个人。将所有的波澜、所有的可能性，都封存在一个无人知晓的洞穴里，然后日复一日，过着一种正确而匀净的生活。价值观也单一了，像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再也晕不出别的色彩。
张爱玲写香港的陷落，成全了流苏的婚姻。但大抵上，处处是陷落，时时是围城。精神的城池陷落了，梦想便成了奢侈品，连带着为它所付出的辛苦，也成了不值当的傻气。我们精明地计算着投入与产出，像打算盘，清脆的响声里，生命的热度便一丝丝散尽了。
然而，总有些不甘心的。像压在箱底的一缕沉香，岁月浸染，气味却愈发地沉静而执拗。在某个万籁俱寂的深夜，或是某个百无聊赖的黄昏，它会幽幽地浮上来。于是心里便有个声音，怯怯的，却又带着破釜沉舟的勇气，说：
“要不，就试一试罢。”
这句话，是悬崖边上伸出的 一枝藤蔓，是沉沉暗夜里划亮的一根火柴。它让人想起张爱玲在《中国的日夜》里，走下电车，走进菜场，听着那“满满的，暖暖的”喧嚷，而感到的“一种原始的荒凉”。是了，就是这“荒凉”里的“原始”，这看透一切之后，依然愿意走进人潮，去沾染一身烟火气的憨拙。
大不了，重新来过。
重新来过。像《东邪西毒》里的欧阳锋，烧掉沙漠里的茅屋，重回白驼山。其实哪里真能回到从前呢？不过是给自己一个转身的姿态，一个重新叙事的起点。张爱玲离开上海，远走香港，再赴美国，她的一生何尝不是一次次地“重新来过”？纵然晚景是“孤零零地死在公寓里，几天后才被发现”，但那支笔，到底是将这苍凉与繁华都写尽了。
生活里的变化，确乎是太多太多了，多得像雨打在上海人家的玻璃窗上，纵横交错，抓不住头绪。但我们能攥在手里的，或许也就是那一点点“试一试”的痴心。即便前路是更深的荒凉，走进去，那荒凉里，或许也能开出属于自己的、细小而结实的花来。
这，大约也算对得起这一场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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