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有碎片汇流于此
本文牵引着我们的问题是：说话能力是可以被刻意训练的吗？如果可以，我们该如何做？前面一大堆理论需要一个出口，这个出口就是对实践的指导。
表面上，答案是肯定的，否则主持人、辩手、培训师这些靠说话为生的职业将是不可培养的。虽然本章会借鉴这些职业训练的方法，但我并不想在专业素质的层面讨论这个话题，我关心的是一种更基础的符号加工—操作能力：从认知一个对象到产生相应的心理表征，再到将这些心理表征转换成有声的概念符号、组织成有意义的命题，最终将其说出来的能力。凭借这个能力，我们才能作为符号动物生存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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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梳理出一个整合理解的框架，用来澄清对象、思维与语言这三者的关系，只有先搞清楚“说话的基本素质”所指为何，我们才知道如何在其基础上构建自己的专业能力。
首先，我们把所有的“对象”都化约为某种“刺激源”。刺激经由感受器为我们的意识所觉知，交由“思维”进行处理。这里思维的实质是一种心智计算，我们可以把思维想象成一个能对心理表征进行计算加工的“舞台”，特定类型的刺激所形成的心理表征（我们在脑海里想象出一些事物，或一些语词、数字）就是舞台上的角色。在认知心理学的视野中，这个舞台就是我们的工作记忆空间，当我们在脑子里将词汇组织成句子，对数字进行“心算”时，依靠的便是工作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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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类比中，意识像一个巨大的剧场，有数不清的后台，后台中有数不清的角色在候场，这些后台就是长时记忆空间。感受器相当于剧场外围入口处的检票员，帮我们过滤刺激。外部刺激在检票员的过滤之下进入剧场，最终登上舞台的过程，说的就是外部刺激—心理表征化的阶段，我们称之为阶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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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了思维，再说语言，这里我们要参考列夫·维果茨基的理论，将语言区分为内部言语和外部言语。
内部言语就是脑子里模糊、含混且活跃的“自言自语”；外部言语就是我们从嘴里说出来被他人听到的有声话语。内部言语是有整体感的、网状的、侧重语义的，像是一团由概念碎片拼贴而成的“意义云团”；外部言语是逻辑语法化的、线性的、连贯的、侧重语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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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请跟我回到意识—剧场类比：一系列刺激，例如一个特定形状的投影与一个特定长度光波的光通过了安检（感官过滤），进入剧场（意识），穿过后台（长时记忆），舞台上出现了两个角色（心理表征），它们一个叫作“苹果”，一个叫作“红”（符号化），并下意识将它们计算加工为“红苹果”。为舞台上的角色以及角色之间的互动过程命名，是通过内部言语完成的。这个心理表征—符号化的阶段，我们称之为阶段二。
他人不可能直接进入你的剧场，观看到这出“红苹果”的戏目。想要交流，“演员”们必须先走出去。它们会走过一个狭长的通道，这个通道不仅为符号外壳赋予声音，还要求这些符号必须排着队一个挨着一个走出去，以一种线性形态呈现出来，如此一来，这些线性的声波才能成为他人的刺激—“我面前有一个红苹果”，经由他人的感官，还原在他人的心灵剧场中。对概念符号的命题化与语音化，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完成的。这是阶段三，也就是符号—命题化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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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来，我们可以将整个过程概括为三个阶段，然后找到每个阶段待提升的部分。
阶段一：刺激—思维阶段（外部刺激—心理表征化阶段）
这个阶段提升的关键在于提高“分辨率”。同样的刺激源，不同的人接收到的刺激是完全不同的。我喜欢听音乐，但我在很长一段时间是“听不见”那些低音贝斯的；我喜欢看电影，但在系统学习电影知识之前，我几乎意识不到景别、视角以及色调的变化，更别说理解背后的镜头语言了；我喜欢喝茶，但至今也尝不出金骏眉比一般的正山小种好喝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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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感受能力的粗钝，其次才涉及所谓的“词穷”。我们很容易把自己感受力粗钝的问题归结为词汇量匮乏。但事实上，你根本没有捕捉到那个刺激，无从建立与之对应的心理表征，却想在词库里找一个漂亮的词汇来反向建构经验，“言之无物”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比如，我们都会用“颓废”这个词，且看它是如何出没于一流文人的脑子里的。
粗陋何来颓废？沮丧罢了。中文里的颓废，是先要有物质、文化的底子的，在这底子上沉溺，养成敏感乃至大废不起，精致到欲语无言，赏心悦目把玩终日却涕泗忽至。颓废很怪，只有不自觉的时候才迷人，所以有时雄奇，若苏东坡、辛弃疾，有时婉约，若王实甫，有时旷直，若李白，有时简素，若张岱。颓废是指松懈某种狭隘，敏锐的悲观。颓废是造成艺术敏感的重要的质之一。风度在于不自觉的时候，颓废亦是模仿不来的，模仿的结果是可笑。（阿城《文化不是味精》）
我们自以为拿住了“颓废”一词，用它描述某种经验，耐不住经验本身的单薄；我们顺手记下了“雄奇”“婉约”“旷直”“简素”，指望日后能用它们拼凑出令人激赏的句子，糊弄一下阅卷老师和不走心的读者也许够用了，但别糊弄自己，避免沦为一台“高档人肉复读机”。
深刻的表达往往是“有感而发”，第一阶段的“塌陷”是根源性问题—我们对经验对象无感。感官孔道闭塞，生命体验匮乏，经验材料单调，加之缺少对这些材料进行反思和推敲的能力，得到的感悟必然是浅薄的、缺乏层次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没有真的在听音乐、看电影以及品茶。在做这些事情时，我们心灵的触角没有完全伸展出来，仅有的注意力都被最能刺激神经的元素占据了，包括那些动次打次的声音、狗血的剧情、惹眼的声光电以及某种强烈的味道。我们听到、看到、尝到的，是一个“分辨率”极低的对象，在心里留下的，是极其粗糙的经验。
经验的粗糙先于语料的匮乏。只要我们明确了这个优先级，就马上要转而强调语料库的重要性了—如何提高“分辨率”，如何反思推敲你的含混经验？最终你还是得借助概念符号。这正好是阶段二的重点。
阶段二：思维—内部言语阶段（心理表征—符号化阶段）
阶段一的重点是提高“分辨率”，阶段二的关键则在于丰富“词汇量”。没有原始材料就没有反思的对象，没有符号材料则没有反思工具。心有所感，意有所动，我们终究需借助符号来捕捉、指认这些感动，这些被符号化过的心理表征，即我们常说的“念头”“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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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颓废”“旷直”“简素”“主体间性”这些符号打过交道的人，相比从未见过它的人，总会多一些整理经验的抓手。当他们遭遇类似情境时，便有机会使用这些符号来澄清混乱的内部经验和外部现象。
在这个意义上，某领域的“专家”就是掌握了该领域术语表的人。仍然拿喝茶举例：如果你深刻地掌握了下图中每个词汇所对应的经验内容，那么你大概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品茶师，能够轻易地对某类茶品评头论足，换句话说，你在该领域实现了词汇自由。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提醒我们，“概念纯粹是用来表示差异的……它确切的特征是它们不是别的东西”。实现“词汇自由”的另一个好处是，我们能在足够多的其他概念的帮助下，逼迫某个概念现身，相对准确地理解和使用它，正如在雄奇、简素、婉约、松懈、敏锐、狭隘、悲观的帮助下，我们才在更微妙的意义上理解了“颓废”的丰富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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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会刻意收集一些生僻大词和精美句子，甚至从小被家长逼着背美文、诗词，这对提升经验“分辨率”其实很有帮助。敏锐的感官、好奇心、丰富的经验是把握它们的前提，但这些词汇也能反过来牵引我们的注意力，引导我们识别经验中的细节和层次，最终殊途同归。仍然要提醒你的是，后一种方案有明显的工具主义倾向，隐藏着使我们变得平庸的危险。正如阿城先生所说的：
沉雄、冷峻、壮阔、亢激、战栗、苍凉，你读懂这些词并陶醉其中时，若还能意识到情感上的优越，那你开始对快感有“深刻”的感觉了，可是，虚伪也会由此产生，矫情的例子比比皆是，历历在目。（阿城《常识与通识》）
阶段三：内部言语—外部言语阶段（符号—命题化阶段）
阶段三是我们将脑中的符号表征组织成命题并说出来的阶段，这是我们要重点分析的阶段。
这个阶段最大的挑战在于，我们需要将网状的思想内容组织成线性的有声言语，同时还要保证它们能尽可能地还原其源头复杂的、非线性的、多层次的丰富意涵。由于我们不能一股脑地将那些零散的符号表征塞进那个狭长通道，在此之前，我们要对它们进行一次整编，根据特定的规则安排它们的出场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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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认知科学家史蒂芬·平克的说法，这是一个从思想网到句子树再到词语串的过程：无中心、无层级网状结构，必须先组织成中心化、层级化的树状结构，才能渐次地展开为线性结构，否则就根本无从安排线性词语串上各个概念的优先级顺序。这个过程就是我们常说的“结构化”。
结构化的整编至少是在两个层次上展开的：句子内部和句子之间，也就是基本的句子（命题）层次和规模更大的语篇层次。
句子内部词与词之间的关系受到语法规则的约束，我们都是在基本句型的框架中言说的，比如主谓宾、主系表、从句套从句等，这是个非常高效且不自觉的过程；句子之间乃至篇章之间的组织关系，就没有如同语法规则般明确的规范了。
大致上，我们能梳理出四种基本关系，我们就是通过这四种基本关系来组织段落和篇章的。它们是因果关系（推论关系）、时间关系（相续/不连续关系）、空间关系（相邻/相离关系）、原型关系（相似/相异关系）。这四种关系基本对应了哲学家大卫·休谟在《人类理智研究》一书中提出的因果关系、时空接近关系和相似性关系。当代学者也基本同意将这些范畴假设为人类心智把握外部关系的基本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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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种关系是随处可见的，无论是叙事（记叙）还是说理（说明、议论）的文章，在大的结构上，基本是被因果关系串联起来的。在叙事文本中，“起因—经过—结果”是最基本的结构；而说理的文本，比如很多学术论文、行业报告乃至《汤质看本质》节目的文本，其论述框架都基本符合“场景—冲突—问题—答案”的结构。
因果思维是人类思维的基础，但这些围绕着因果的叙事/说理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首先，它们永远处于时空框架之下，这就一定会涉及“过去—现在—将来”以及由远及近这样的论述结构。
［时间］那老人独驾轻舟，在墨西哥湾暖流里捕鱼，如今出海已有八十四天，仍是一鱼不获，开始的四十天，有个男孩跟他同去。可是过去了四十天还捉不到鱼，那男孩的父母便对他说，那老头子如今不折不扣地成了晦气星……（海明威《老人与海》）
［空间］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鲁迅《故乡》）
其次，它们永远受到原型范畴的制约，所以我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用明喻、隐喻、类比、对比这些基于原型相似性或差异性的论述结构，来说明更复杂的对象以及对象间的关系。
那口渴的太阳汩汩地吸着海水，漱着，吐着，哗哗地响，人身上的水分全给他喝干了，人成了金色的枯叶子，轻飘飘的。（张爱玲《倾城之恋》）
金阁已经度过了无数个黑夜，至今仍继续着永无尽头的航行。白天，这只神奇的船满不在乎地抛锚止航，任凭众人观赏；而夜间一到，它便乘四周黑暗之势，鼓起帆一样的额顶昂头出海。（三岛由纪夫《金阁寺》）
一些关于“结构化思维”的教材会告诉你，有些表达有结构，有些表达没结构。这是误区，所有的表达都是有结构的，区别在于你有没有意识到结构的存在，并做出了相应的安排。你可以由表及里、由远及近地描述一件事，也可以从过去讲到未来、从当下切回过去，甚至刻意使用混合结构做出不规则的叙事安排，这都没问题。问题在于，我们常常不自觉地调用它们：一会儿在时间关系中，一会儿在空间关系中，一会儿倒叙，一会儿插叙。这当然会导致表达和理解上的混乱。这种混乱不只涉及叙述，在说理中，我们话语中的因果关系常常是非常混乱的，这导致我们无法阐明因果关系，翻来覆去也说不清楚一件事。
我们在第四章讨论了很多关于因果、推论的课题，多是着墨于理论，本章我们要往实践层面推进。
在“结构化”的课题中，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总有人能给出更高明的解释，阐明更复杂的因果？他比我们强在哪儿？
生活中，当对方讲清楚了某个复杂事态中的因果关系时，我们会做出评价：他的表述非常有逻辑/结构很清晰/对这件事的认识非常系统。逻辑、结构、系统三者之间有认知水平上的递进关系，要回答“为什么总有人能给出更高明的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搞清楚因果关系、逻辑思维、结构化思维和系统性思维之间的复杂关系。
二、理解与表达的三重境：逻辑—结构—系统
逻辑是研究推出关系的。从命题A到命题B，哪些情况下能将其推出，哪些情况下无法推出，这是逻辑学要研究的课题。逻辑不是关系，是对关系的规范，而结构这个词本身就是指代关系的。结构可以被理解为关系的复数形式—“关系们”，它尤其指对复杂的要素关系的一种概括性、直观化的呈现形式。结构和系统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个结构，本质上是对某个“系统”进行抽象、简化的产物。
系统的经典定义是“相互作用的多元素的复合体”。大致上，结构=要素+关系，系统=结构+运行目标+反馈回路，系统是使结构之为结构的东西，结构总是系统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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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地看，结构是一张静态的人体解剖图，系统是活生生的人。系统属于具象的心理—经验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任何复杂对象都可以是一个系统，同时也是另一个系统的一部分，结构属于扁平抽象的语言—符号世界，是这些复杂对象在语言世界的抽象、简化形式。
之所以要花篇幅辨析逻辑、结构与系统的差别，是要借这种差别来说明思维对象复杂度的递进规律，以及与之对应的思维方式的变化：当眼前只有少数对象关系、简单命题的时候，我们尚且能计较命题A是否能推出命题B—可以诉诸关系规范，也就是逻辑；当诸多要素以一种非线性的方式关联起来时，我们就需要在一个更加立体的思维空间中整理出它们的关系图式了，即理清它们的结构关系；而当我们想进一步追问它们为何会是这种结构，它到底想要干吗，它背后的原理是什么……追问更多所以然的时候，我们需要更系统的思考。
严格区分逻辑、结构、系统之后，我们能得到的第一个实践指导就是：在想清楚或说清楚一件事的意义上，我们要优先重视结构，而非逻辑。逻辑的价值更多体现在批判审查而非建设上。
是否应该多学习结构化思维呢？当然要学，但前提是，我们得知道它为什么是有效的。我们平时说的“结构化思维”，应该被称为“结构化工具”，它们是一些思维工具、套路和模型。比如我们前面讲过的金字塔原理、图尔敏论证模型，我们要进一步探究的是，这些工具有速效，能瞬间澄清状况、说明问题，其根本原因是什么？因为它们是人们在特定问题域中进行“系统性”研究的产物，先行者找出了这个系统中的关键变量，并标注出了各变量之间的功能联系，整理出了关键要素和主要关系，结构化工具就呼之欲出了。
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工具、套路不是别的东西，它们就是知识本身，而且是被表述得非常清晰的知识。金字塔模型是关于论述规律的知识，图尔敏论证模型是关于论证、论辩的知识，你眼前的一长串概念图和与之配套的这几百字的描述是关于思维与语言转化关系的知识。无一例外，它们都是专家把某领域当成一个系统（相互影响的多要素的复合体）进行研究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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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终极目标，是使某个难以理解的领域变成一个可以理解的系统。到了这个份儿上，我们才能说某人对某事的理解与阐述非常“系统”。这是相当高的评价，是普通人和专家的真正差距所在。
很多时候，我们道听途说、浅尝辄止，自以为懂得了很多道理、掌握了很多知识，一旦到了需要向他人转述阐明时，就发现这些所谓的道理和知识“非常脆弱”，丝毫经不起对方的深究和反驳，原因就在于我们对事物缺乏系统性的理解。如果我们无法把握知识结构之外那些看似冗余、实则重要的部分，便无法为自己的认识进行全面且深刻的辩护，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由此我们得到的第二个实践指导是：系统性的理解和表达是我们的目标，而“结构”只是我们的抓手。比如前文中我就在图尔敏论证模型这个抓手上花了一些心思，往“所以然”的方向上多追问几嘴，你也能和我一样跟上作者的心思，还原出对论证说理活动的系统性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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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要忘了，这一切的前提是人们必须在语言世界里创造一个问题域，对类似物理世界的惊异现象、心理世界的困惑经验提出足够多的好问题，并回答它们，好解释的集合才会出现。用这个集合来消除某个领域中所有的惊异现象，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完善听众心中的因果印象。
如此，我可以回答前面那个问题了：“为什么总有人能给出更高明的解释，阐明更复杂的因果？”根本原因是他处理了更多的惊异，准确地说，是把经验中的惊异符号化为问题，用语言问了出来，然后用语言回答了它。
这是我们得到的第三个实践指导：问答结构永远是最朴素、最有效的话语组织结构，尤其是在说理层面。问答结构很容易被看轻，但其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本书的论述理路完全是由问答结构驱动的，本书的本质是一个答案集，而答案怎么写，总是取决于问题怎么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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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各位深切体会其中的道理。回顾一下自己的经验，我们都会有嘴里拌蒜、词不达意的时候，这时候最好的办法，其实是停下来问自己：我到底想说什么？若你能回答这个问题，你就大致说清楚了整件事。
经过这番讨论，再回到“结构化”的框架下，我们便能区分出两类帮助我们组织关系的“结构”：一类是休谟为我们概括出的四类关系，用因果、时空和类比的结构把握对象，是人类在漫长求生之路上演化出的基本思维能力，且把它们称作“先验的—被给定的结构”；另一类就是前文中谈论的“知识”，是“经验的—学习而来的结构”。当然，你如果愿意，也完全可以把它们区分为先天知识和后天知识，或是预设模型和习得模型。我们有类似的先天知识，所以我们同处一个可以言说的大系统，但我们各自习得了不同的后天知识，所以我们会用各自的模型描述这个大系统的各个局部，有人肤浅，有人深刻，但总是可以交流。
澄清了模型、结构、知识的所指，我们就拼上了最后一块拼图。无论它叫什么，无论它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它的“功能”一定是为概念符号提供整编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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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概念关系与心理表征相互映射，心理表征则来自经验世界中类型化的刺激。最终，在这种整编的帮助下，经验得以被言说，刺激得以被理解，我们就在这个过程中，一边理解世界，一边言说自己，符号动物依靠语言来生存。
我们有两种理解世界、言说世界的路径，或者两种言说不可言说之事的语法：一种来自理性思辨，另一种来自感性直觉。前者重视定义、推论以及逻辑关系，这是我们一直在操弄着的，它把世界设定为一个“智慧系统”，思维与语言的功能是对这个系统进行逆向工程，最终目的是刻画出系统背后的逻辑电路图，解释其运作原理；后者重视意象、流变、敏感于意义的错落、万物的勾连。世界是一棵参天大树，抡起理性大斧将其砍断，掰着指头去数里面的年轮，并不能让我们知道大树的本质是什么，你要亲自伸手去触摸。“以悟其根系绵延，风霜雨雪，皆有影响，不免伤残，又皆渡得过，滋生新鲜。”这是作家阿城在谈论侯孝贤执导的电影时写的，我当然写不出这样的句子，理性思辨一路狂飙的结果是想象力和象征思维的残疾。这个毒，需要文学艺术来解。最后这段自我反驳和限定，是在提醒你我，存在着另一套解释世界、言说世界的语法，我们除了求真，还能审美。
<<<咨询圈 节选于《关于说话的一切》 学习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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