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者之家，经常能看到一些穿着不俗、气质优雅的老人。有一次我和小鸥在园子里看到一个70岁左右的老太太，穿着一双绛红色的单鞋，一袭长裙，飘然而过，鞋子的颜色非常的正，既亮眼，又不扎眼。后来我们在居民食堂又遇见了她，她脚上换了一双褐色的鞋，也是非常精致好看。我们说这个小老太太恐怕是鞋子控呢，吃饭还换一双鞋，该有多讲究啊。
年前我给久爺爺买了六件新衣服，其中三件是在内购会买的法国大牌DH，久爺爺穿在身上洋气了很多。过年的时候长者之家的副总经理来护理部看望老人，随口夸了久爷爷状态好，精神不错，把久爺爺乐了几天。
久娭毑的衣服多，去年我给她买的几件衣服，有些还没穿呢。她比久爺爺差的一点，就是只能受困于轮椅上。但她脑子清醒，即便是在轮椅上也要处理很多事情，比如跟管理人员和护工交流，用微信跟亲朋好友交流，打理久爺爺的日常事务，还要用手机买药和日常用品。有时候我会联想到轮椅上的霍金，失去了所有的能力，只剩下脑子，依然可以伟大。当然久娭毑没有那么牛，但对一个87岁的普通老太太来说也算是很强的了。
记得1981年，久娭毑送我去广州上大学，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去赶绿皮火车。我们买的是16小时到达的普通快车票，不想再乘坐要坐一天一夜的慢车。行李中有一只绿色的人造革行李箱是小舅舅送给我的，大舅舅知道我考上大学也送了我一床毛巾被。久娭毑给我带了一床缎面被子，加上垫的褥子、席子，铺盖就是一大卷。
当年的那个绿皮火车之拥挤，现在的人无法想象，别说座位了，能挤上车站着就不错了。周叔叔是铁路局的，乘火车免费，他想了一个办法，他自己先坐车到株洲，再从株洲坐上我乘坐的这辆车，然后等着有下车的乘客空出来的座位就帮我先占着。
久爺爺久娭毑送我到了火车站台，火车进站了，看见周叔叔从一个窗口伸出的脑袋，扬着手死劲朝我们喊着：“蕊子，恒久、小李，在这里……”我们便提着行李朝周叔叔的那节车厢跑去。先把行李从窗口递给周叔叔，然后我和久娭毑从车门上了车。周叔叔站在座椅上，帮我把行李放在行李架上，告诉我们他占的哪两个座位。火车在长沙经停时间也就几分钟，周叔叔急急忙忙的就要下火车。可是他从椅子上下来，怎么也找不到右脚的解放鞋了。这下急了，到处找看不到，把座椅下的箱子拖出来推进去，拖出来又推进去，还是没有找到。火车要开了，周叔叔只好光着一只脚下了火车。
火车开动了，我伸出头挥手，向久爺爺和光着一只脚的周叔叔告别，虽然刚刚像是打仗一样的，但是久爺爺和周叔叔都满面笑容，满怀希望的样子，朝我扬手。
我和久娭毑到了广州下车的时候，搬出了座椅下的那只纸箱，挪开纸箱以后，发现周叔叔的那只军绿色的解放鞋就在箱子底下压着，因为当时找它的时候是把箱子拖出来推进去的，所以鞋子一直跟在箱子底下，我和久娭毑明白以后忍不住好笑。
中山大学安排了一辆卡车到火车站接同学，我们又把行李弄上卡车一起到了学校。卡车停在了学校的一个食堂，那里设了学生报到处。很多学长们等在报到处，迎接新到的同乡。来迎接我的是我的湖南同乡、七八级的学长邹哥。邹哥热情的接待了我们，帮我们拿着行李，把我送到指定的宿舍。一路上久娭毑不停地问邹哥情况，问他贵姓，邹哥说：“姓邹。”久娭毑说：“是围吉周吗？”邹哥说：“是邹韬奋的邹。”邹韬奋是近代史上有名的新闻记者，巧的是邹哥毕业后也做了新闻记者，并当任过新华社几个分社的社长。
我的宿舍是一栋新的宿舍楼，每间宿舍有六张高低床，可以住12个人，我住在102房，我们宿舍住了11个女同学。
久娭毑把我安置好就又坐火车回长沙去了，她临走的时候有些不放心的样子，毕竟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离开家单独生活。
晚上的时候，中文系八零级的何师姐也到宿舍来看我了，还爬上高低床，帮我把床擦了一遍，再铺上席子，又给我介绍了一些学校的情况。
不久何师姐带我认识了他同年级的同乡胡师兄，还有经济系八零级的菊香。何师姐和菊香住在校园一栋有名的建筑里，这栋建筑叫广寒宫，当时也做了女生宿舍。
中秋节很快就到了，这天晚上邹哥邀集了我们这些同乡到了广寒宫，坐在坪里赏月聊天。广州的中秋白天气温还是很高，可到了夜里就凉快了很多。明月高挂，学长们的关怀的暖意驱散了我的思乡之情。
最让我震惊的还是中大美丽的校园——康乐园，绿茵茵的草坪，亭亭如盖的大榕树，腥亭、西湖、绿瓦红墙的建筑，每一条小路、每一个角落都觉得那么美。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象过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地方。就在这样一种大开眼界的狂喜里夹杂着一缕独自离家的惶恐，我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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