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人、游牧民和农夫，是古代三种典型的生产性职业。猎人的时代最为久远，人类自发明了火和弓箭，就成为了地球上最为可怕的杀手，灭绝了这个星球上90%以上的动物物种。游牧民和农夫出现的时代比较接近，这两种职业由于等量降水线的分割，基于各自的地理条件而产生。
从古至今，没有一个强权或正式的国家是由一群猎人建立，这不是巧合。因为猎人这个职业有巨大的硬伤，一是它的单向索取性，它是人类单方面消耗自然资源，人和自然是个零和博弈的关系，难以持续；二是猎人的收入很不稳定，难以形成较长的预期，从而制约猎人社会进行长期、大规模的规划和建设，因此无法构建强大的实体。
相比之下，农民和游牧民支撑的强有力政权就非常多了，中华帝国和蒙古帝国分别展示了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所能达到的高度。不过论战斗力，游牧民族把农耕民族打得满地找牙。当然，我们并不能因此断言这两种民族之间的优劣，毕竟农耕民族在繁衍人口、建造城市和衍生各种文明形态上的成就远远超越了游牧民族。我今天真正想说的是，作为一个现代人，究竟是该向猎人、游牧民还是农夫学习呢？
猎人的硬伤很明显，猎物有时多有时少且难以储存，很难累积财富。他们每天都处于“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状态，抵御风险的能力很差。对应到现代社会，就是那些收入不稳定、支出无规划、储蓄率很低、不购买保险的人，他们随遇而安，轻装简从，看上去很潇洒，但一场大变故足以把他们推入深渊。
农夫呢？农夫当然比猎人安稳多了，有稳定的收入和预期，可以进行较长时间的规划和投资，抗风险能力强，财富累积效应显著，古代大部份国家和城邦的兴起往往有赖于无数农夫的辛勤劳作。但农夫显然缺乏猎人那样的灵活性，他们往往固守一隅，安土重迁，很难随机应变。农夫要想耕种好一片土地，就必须进行长期的、大规模投资，包括建造房屋、打造农具、畜养牲畜、改良土地、培育种苗、兴修水利系统等等，久而久之，这些投资既是农夫们赖以生存的财富，也是束缚他们的枷锁。
猎人和农夫，是两种截然相反的生存状态，都有明显的特点。猎人灵活有余而稳定不足，他缺乏固定资产和长期目标，因此行动往往短时，从而最终收获必然有限。农夫稳定性强而灵活性差，受制于不断累积的沉没成本，很难转型升级，面对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往往束手无策。
现代社会，猎人型的人相对较少，而农夫型的人却比比皆是，或许这是数千年农耕文明所遗存下来的文化惯性，人们习惯了“深耕”式的生存模式，固守在某个单位或公司、某个行业或某座城市等，持之以恒地承受时代变迁。他们对变化熟视无睹，每天孜孜以求地重复昨天的故事。他们没有耕种土地，心态却和祖辈父辈们没什么差别。
游牧民却不同于猎人和农夫，他们兼具灵活性和稳定性。游牧民的信条是“哪里水草丰美，就像哪里迁移”，一方面，他们也进行长期性投资，畜养大量牲畜，以获得稳定的收入预期；另一方面，他们不会像农夫一样呆在原地不动，而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不断迁移，他们不会被现有的资源绑架，总是在新形势下做出新决策。
作为一个现代人，我们必须向游牧民学习，既不要随遇而安、毫无规划，也不能固守原地，拒绝变化。我们要一边制定长期计划，另一方面又要不断随着变化作出调整，勇于改变，勇于抛弃沉没成本，勇于向新的领域进发，勇于开创新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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