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那样洒脱，回首人生，也曾感叹“常恨此身非我有”。我们每个人在社会中都会扮演各种角色，无形的历史与文化的大网犹如无可抗拒的引力场，决定着我们的命运与境遇，甚至决定着我们面对事情时候的态度。
中国有所谓的“圣人”。与世界上其他信仰宗教的民族不同，中国人爱圣人，中国人也喜欢造圣人。每当圣人的诞辰或忌日，总要朝拜一番。外国也有圣人，他们的圣人都是为是为上帝服务的，大多依附于上帝或某种理念之下。中国的圣人是依附在那里呢？
孔子在唐开元年间被皇帝封为“文宣王”，北宋时又被加封为“圣文宣王”，元代又加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清更是加尊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 儒家的圣人内涵复杂，但也不过是内圣外王之道，是为帝王将相服务的政治标榜。
中国什么时候没有了圣人，也就没有了帝王；没有了帝王，也就没有了臣民；没有了臣民，也就有了正常的普通人。我们但愿每个人都是好人，但这是不可能的。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不在于好人的多少，而在于社会结构能否使我们都做一个正常的普通人。
所谓的人文主义，就是把人当人看，把人当人来关怀。没有人文的兴起，更谈不上所谓的启蒙。在一个许多人都缺乏尊严的社会中，让大家像某位圣人学习做好事，但那完全是不可及的。
宋代程颐和朱熹等理学家提出并提倡了“饿死事小，失节是大”。这些话听着不错，但这是确实对一个圣人的要求，不应当是对普通人的苛求。就在这些所谓的理学大家提出这个口号的同时，中国的妇女（仅指汉族）开始裹脚了，北方的草原民族一拨拨的向南进发。在这个拔高的道德标尺之下，杀身成仁者少有，更多的是与新主子开始合作，继续朝拜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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