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先生致敬

【教育不是牺牲，而是享受；教育不是重复，而是创造；教育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生活的本身。教师的一生不一定要干成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但它应当如百合，展开是一朵花，凝聚成一枚果；但它应当似星辰，远望像一盏灯，近看是一团火……值此教师节，从旧文中摘录几位先生的“写真”，向各位师长前辈问好，并以自勉。】

向先生致敬

                  谢先生

1976年，风华正茂的谢先生从部队退伍回乡时，写一首漂亮的毛笔字，而且发表过几首小诗，真可谓既年轻又有文化，就像今天的“海归”那样稀罕而抢手，公社领导想把他留在社里，或者让他到大队当党支部书记，但他坚持要到离家六七里地的小学当民办教师。周围很多人都不理解，他笑笑，说，村里的孩子要有人教才能识字。

谢先生教会了我们识字。他让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写得工工整整，他让我们把祖国的名字写得方方正正。他让我们猜“上不在上，下不在下，人有它大，天没有它大”是哪个字。他让我们记“办法”的“办”时两手一摊，说：“怎么办呢？我的两只手就是‘办’字的两点。”他让我们懂得，汉字是世界古文字中惟一流传至今的文字，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根基所在。他让我们明白，一个汉字就是一首诗，一个汉字就是一幅画，一个汉字更是一个谜。我们被夯实了“双基”，每一次统考，我们几乎都得全公社第一。

谢先生不仅教会了我们识字。当他用微薄的工资给我垫上学费时，我知道了，一个大写的人应当是善良的。善良的人懂得同情别人，能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了无功利的说出这句话：“你有困难吗？我来帮助你！” 当他用瘦小的身躯阻止村民群殴时，我懂得了，一个大写的人应当是正直的。正直的人能在细小的事情上做到真诚，不讲假话；能在一个人独处时把握自己，秉持自我；能在关键时刻伸张正义，不临阵退缩；能在名利得失面前经受考验，不丧失良知。当他用打了补丁的衣服穿出整洁时，我明白了，一个大写的人应当是文明的。讲秩序是一种文明，尊重他人是一种文明，穿戴整齐是一种文明，讲普通话是一种文明，见人问好是一种文明……尽管放学后或者星期天，我们常常会可能到他裤管挽得高高的在田间地头劳作（那时候他已经找了我们村的姑娘做媳妇），可是在学校里，在课堂上，他的衣饰，他的言语，他的举止，仍足以用“儒雅”两字修饰。即使在村民堆里，他也从不袒胸露背，从无粗俗言语，甚至很少高声谈笑。

实事求是地说，他的普通话并不标准，他的数学也不好，他自己还说连26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全，更谈不上会像现在的教师这样使用电脑，但在当时那样艰苦的环境里，他的白天就像一个长长的句子，艰辛是定语，耐心是状语，热情是补语；他的黑夜就像一个根号，一叠叠作业本为你的青春无数次开平方，他称职甚至卖力地奉献着他的所有。和他同时甚至比你还晚回来的退伍兵中，后来有的当了乡镇干部，有的成了乡镇企业家，脱贫奔康在他之前，我不知道他是否羡慕，但我知道他同样幸福，因为他的学生有比乡镇干部更干部的，有比乡镇企业家更企业家的，还有走得更远站得更高敞开来胸襟更宽广的……

                  吕先生

吕先生做过我二哥的语文老师，我的文学爱好，就是从偷窥二哥的一本作文本开始的。二哥的这本作文本，总共只写了一篇作文，那是一篇关于“分田”的小说，写了半本本子。余下的半本，都让吕先生拿去做了评语。吕先生的评语，还有一大堆的修改意见，也是一二三列出，从人物形象到故事情节，从环境描写到细节刻画，写到半本本子写完，索性把作文本的封底也用上了，真让人观止！

我二哥大概正是由此迷上小说恋上文学的。尽管最终没能成为作家，但做个体小老板的他，闲着时并不像别人那样玩几圈麻将，而是捧一册《小说月报》之类的在手，读得有滋有味。

吕先生后来在文化局搞艺术创作与辅导。他的创作热情与辅导热心令后辈敬仰。余秋雨先生为他的戏剧小品集作过序。我曾经有过奇怪的想法：吕先生还应当出散文集，作序的仍然是余秋雨；吕先生还应当出诗歌集，这一回换个“余”作序，该是台湾的余光中。吕先生深入到一个党委村去写一部反映农村变革的长篇报告文学的时候，我去看过他。当时嘴皮子一动，想说，吕先生，您还不如写散文，写诗。

我因了二哥那本作文本的缘故，开始觉得文学是个人见人爱的东西。捧着一大堆白纸黑字去见吕先生的时候，吕先生压住稿子说，不忙，不忙，先吃饭，就到我家去。就在吕先生家的饭桌上，我一二三地得到了比二哥那本作文本上还多的肯定、鼓励以及教诲。以后我便经常参加吕先生召集的青年作者座谈会，结识了施卫星，沈裕斌，曹国庆，徐小华，施建斌，蔡克荣，顾丽虹……背地里，我们这些年轻的朋友也评一评吕先生，一致的意见是：写文章或许能超过吕先生，因为我们毕竟年轻；做人就得高山仰止了——吕先生不仅有一米八几的个头，而且浑身上下，都写着“儒雅”二字！

吕先生退休的时候，我千万百计打听到他的生日。把年轻的朋友约好，我再打电话给他，说有个青年作者的小型聚会，盼望他参加。他欣然前来，迎接他的，除了一帮弟子，还有鲜花，掌声，蛋糕，祝福。我觉得吕先生那一天有点激动，一不留神，竟让我们糊弄着坦白了自己的初恋……事后，我打电话给吕先生，说想成立个俱乐部，以便随时邀约，定期聚会。吕先生非常赞同。我请他起个名，他脱口而出：“好友俱乐部！”

                    傅先生

傅先生是我师傅。他代表苏州男人的儒雅。那种儒雅，是从平江路的古风中绵延出来的，是从平江河的今韵中流淌出来的，是从留园藕园的亭台楼阁中浸润出来，是从百花书局的线装文字中熏陶出来的。那种儒雅，挂在嘴边，是糯；笑在脸上，是暖；办起事来，是细；待起人来，是真。

作为教研员，常听老师课。听课中，师傅有时也蹙眉。可是一下课，他就站到教室外面走廊里，用洒满阳光的笑脸迎老师出来。老师忐忑不安，他却无论如何也能给你说上三个优点。等老师定了心，他再提两点建议，切中肯䋜。平日里，无论在餐桌上还是办公室，抑或会议场合，常见他递茶倒水，热情招呼，礼节之周到，令人感怀。我夫人有一次回来很认真地给我说：“你得好好跟你师傅学，改改你的急脾气！所有的人都说你师傅从来没有批评过人，也没和人红过脸！”我想想真是这样，师傅做事总是不紧不慢、不急不躁，似乎从来没有见过他发脾气；他连说话也是不紧不慢、不急不躁，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偶尔夹一两句苏州话，糯软非常。

师傅染恙，我去医院看他，在病房外等了两个半小时，到了可以探视的时间，出来一个护士和我说，你最好别进去了，前面有人来探视，他刚治疗体虚得很，可是凡有人来，他就非坐起来和人说话，这不，体温就上去了。我确信护士所言，师傅做事从来都很周正，于是含泪离去。

如果说师傅作为苏州男人有什么弱点，那就是，很多时候，像太湖水，过于深邃，过于含蓄。我耳闻他能唱昆曲，可是这么多年，任凭我怎么忽悠，也没听到他咿咿呀呀几句；我又听说他家传有文徵明画作一幅，可是他总说那是赝品，楞是没让我“过眼即己有”。我常希望听到师傅对我的批评教导，可是同事十余年，他除了鼓励，从来也没有对我说过一句不是，这反而让我常怀忐忑。

师傅后来有了孙子，又添孙女。孙子由他和师母带。说起孙子来，他总是眯花眼笑。有一次，他说，小家伙可坏了，半夜里想叫醒阿嗲（苏州话，爷爷），怕推搡惹来生气，想一法子，你道是什么？大声背阿嗲教的唐诗，直至把阿嗲吵醒！我听到这，不觉莞尔：儒雅的师傅，半夜里被小孙子“背”醒，会不会又来吟诵几首？

                    朱先生

他在网上征集民意，为中国教育仗义执言；他在网下开展实验，为素质教育探寻新路。他自费创办的教育在线网站成为中国最大的“网上教师培训学院”，他主持开展的新教育实验被誉为中国的“新希望工程”。他带领志愿者每年赴西部义务支教，他几乎每个双休日都在全国奔走“传道”。他是教育的理想主义者，也是理想教育的践行人。

这是2005年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新闻人物候选人介绍词中的一则，它的介绍对象是时任全国政协常委，苏州市副市长，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的朱永新，我的恩师朱先生。

从那个时候开始，朱先生的名字，就和“新教育”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犹如水乳之交融。在朱先生身上，在新教育实验现场，自始以来，我首先看到的是一种“唤醒”。

如果说，作为学者的自我唤醒是一种体认的话，那么，作为官员的自我唤醒则无异于一场革命。在朱先生创办的网站“教育在线”上，他以真名进入论坛，以真名撰写博客，每天早晨6时左右都要上网“晨练”一小时，中午也要上去“运动”一会儿。他还多次应“人民网强国论坛”“搜狐论坛”等的邀请，在线回答网友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每年“两会”期间，他还在网上征集提案和议案，带去北京。无论他在发起新教育实验时是苏州市的一名副市长，还是现在已成为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这样的“高官”，他都是“根植泥土”的。这在国外并不奇怪：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曾经很自然地去街上的小餐馆吃饭，周围的食客看到他时，没有一个“热泪盈眶”；俄罗斯总统普京年底通过电话直接与公民们交流，俄罗斯人民也觉得很自然……但在“官本位”思想还没有全面肃清的现世当下，朱先生无疑在官员的“觉醒”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作为官员，虽然“命受阳光”，但若不“根植泥土”，迟早是要枯萎的；作为官员，如何在现行的体制、机制还没有得到根本变革的前提下推动事业的进程，如何变革自身的行动方式来开展自己的工作？选择“做”比选择“等”更正确。

朱先生接着唤醒了别人。不可否认，他的官员身份为他这个层面的唤醒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作为一个“高官”，俗话讲：“高处不胜寒。”但他不仅胜寒，而且浑身上下有一种热情与激情。这种热情与激情从苏州发出，很快辐射、影响到了全国。朱先生在回答央视论坛主持人董倩的提问时说道：“新教育实验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把沉睡在教师身上的梦想与激情给调动了起来，激发了出来。它们本来就存在于教师身上，他们走向教育岗位的时候都怀揣着它们，只不过每天的重复与应付，把他们的激情与理想消磨掉了。所以我觉得，可能新教育实验的价值和意义在于探索，也就是通过我们的行动，去把沉睡在教师心中的梦想与激情激发出来。”

时至今日，更为可贵的是，当年被朱先生唤醒的人，亦开始唤醒更多的人：新教育共同体犹如一个大家庭，互相激励，彼此唤醒。诚如新教育基金会理事长卢志文先生在某次报告中所说的那样，唤醒每一个沉睡的心灵，新教育有这个耐心和信心。播种每一个亮丽的希望，新教育有这个热心和定心。这么多年，新教育着力发现每一颗种子，并加以呵护。新教育遵循着“底线加榜样”的规则，不遗余力地言说榜样，吴樱花、顾舟群、常丽华……这些名字被小心翼翼地保存着，言说着。常丽华，这个网名叫芷眉的青年教师，原是山东淄博临淄金茵小学的一名语文教师、班主任。作为新教育“毛虫与蝴蝶”项目组的核心成员，她在自己所教的儿童阅读课程、农历古诗词课程中羽化成蝶，被评为山东省淄博市语文学科带头人、淄博市十佳青年教师、山东省教育科研先进个人、2008年度《中国教育报·读书周刊》“推动读书十大人物”，成了全国众多青年教师学习、仿效的对象。苏州工业园区斜塘实验小学的杜红芳说：“就这样我和孩子们共读、共写、共同生活，幸运、快乐就会毫无防备地来临。三年的实验陪伴着孩子们茁壮成长，如今的他们对童书有着特殊的感情，对生活有了更多的自信。我所带的四（1）班已是年级组中的佼佼者，已是苏州市书香之班。帆已扬起，我和四（1）班的38 个孩子正启航。实验路上，我们会继续努力，只要心中有梦想，我们一定会走得更好更远。”

在我看来，正是在朱先生的引领下，一帮新教育人在自身内挖掘出了一个“深的答复”，那就是，“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2003年，我和李镇西、焦晓俊等人跟随朱先生前往贵州山区义务支教，同时也是宣讲新教育。在遵义中国共产党政治部的旧址旁，看到一幢简朴而庄严的教堂。当地人介绍说，这是一百多年前几个外国传教士到当地后捐建的。我们无法想象那些身着黑袍、肩负行囊、跋山涉水的外国传教士是如何忍受饥饿与疲惫，最终在那贫瘠、愚昧的异国他乡创造出这份奇迹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心中神圣的信仰使之超越了身心的极限。在朱先生看来，无论他们传教的内容如何，他们对自己所信仰的事业作出无私奉献的精神令人感动。宣讲当晚，在自娱自乐的节目中，朱先生拉起嗓门，唱的居然是《西游记》的主题曲：《敢问路在何方》！

有人说，朱先生始终是微笑的，他的招牌表情就是微笑。但我分明看到，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眼里闪烁着泪花。

—— 一个真正爱教育的人，眼里是常含着泪水的；一个真正做教育的人，足下总会是有脚印的。

向先生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