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圈人常常拿范仲淹的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来调侃自己!调侃的同时你有没有想过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中医智慧到底在哪里?你是否具备“良相”的思维呢
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记载了他青年时期的一桩佚事：一天，范仲淹到庙里求神问卦。他抽了一支签，祷告说：“我将来能做宰相吗？”神通过卦相表示不能。他又祷告说：“那么我能做个好的医生吗？”回答还是不能。范仲淹叹口气说：“我在乎的哪里是这个！我立志向学，当然希望将来得遇明主，报效国家。能为天下百姓谋福利的，莫过于做宰相；既然做不了宰相，能以自己的所学惠及百姓的，莫过于做医生。倘能做个好医生，上可以疗治君王和父母的疾病，下可以救治天下苍生，中可以教人保健养生，益寿延年。身处底层而能救人利物、为老百姓解除疾苦的，还有比当医生更好的职业吗？”
自古良相皆是良医
很多人在看到这个故事以后，可能会更多的把注意力集中在范仲淹这种济世情怀上面，但是今天我们的关注点却是：“良医和良相之间有何相通之处？为何从古至今，很多良医都做了良相？
古代会医术的治世名臣有诸如唐朝名臣狄仁杰、刘伯温，他们都是精通医道之人。近代弃医从文的鲁迅，实际上是想从民族性的角度找到国人积贫积弱的文化病根，鲁迅先生相当于是一个民族病的诊断者；而孙中山先生早年其实也是一个医生，他则是尝试开出一整套让中华重新崛起的药方，对于近代以及后世的影响非常深远。
医病和医国本质是相同的，他们用的是同一种思维方式和操作系统。心法和技法都差不多，医好一个人的复杂程度并不比治理好一个郡县容易；大小同理，无非是需要我们的辨识系统和操作系统把这个治疗的病症彻底对象化而已。
医学是一套更为深邃的世界观，有一套更为有效的方法论。
“良相”思维，就是整体、辩证的思维方式。
做一个良臣或者首相，看问题与思考的方式，无疑不会和一般人那样，只会就事论事，而需要进行全盘通视，再落到具体问题上。因此，若不具备与习惯整体、辩证思维方式，去考虑与认识问题，哪怕是如要读好、读懂《黄帝内经》这样的事，也很难。而在医疗实践中，更是难以举一反三。
现在不论中医、西医，能用整体理念的“良相”思维，去看待与治疗人的疾病的医生，估计都不多。所以，经常看到同一个病人，会被不同的医院与医生，而判断为不同病症的现象。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就是因为这些医生，都是从各人不同的角度，对病人进行的诊断，而缺乏全面审视。
《素问·咳论篇》云：“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一个咳嗽，其病因可能是肺的毛病，心脏不利时，也可能导致喘咳。因此，你若不能先从全局审视与思维，就贸然以一脏问题定结论，无疑，出错的机率很大。在看问题的时候往往经常会犯这种错误，往往只能看到表层现象，对一件事的判断忘无石错漏百出的。
我们会看到，中医的辩证施治，实际上提供的是一套辩证法和一套系统上把控全局的方法，他是一套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一种道术合一的东西；不仅可以让你看透问题，而且还能帮助你找到有效应对之策，从而高明的解决问题。了解管仲辅佐齐桓公的治理天下的那些经纬策略，再对照中医的辨证施治的思想，你会发现二者之间具有惊人的一致性。
世间之事，无外乎“诊、治”二字
诊就是诊断、就是要做到实事求是、合情合理、准确深邃的看到复杂问题的本质，分清那个只是症状？哪个才是病根？这是一种一个极其考验人的东西，是需要一种高级的判断力和思维方式的。
辩证施治这是一种大本事，他首先使用的是辩证逻辑，首先是能够准确的诊断问题，能够恰找到病根，再能够恰如其分的开出治疗的药方，能够行之有效的治好病症，这更是一种更大的本事。
每当一件事情发生以后，能够准确看到问题根源的人不会超过百分之五十；看懂问题原因的人当中能够找到应对办法的人又得减少百分之五十；找到应对办法的那一拨人当中，应对方法合乎时宜，准确有效的恐怕又得减少百分之五十；这样下来，剩下的人数就是极少的。而这，就是为什么能办成事的人往往只是少数，为什么二八原则如此广泛的一个根源之一。
诊与治的智慧
而医学的智慧中，体现的诊断上面的就是：1、认清是病症还是病根? 2、分清是相关关系还是因果关系？ 3、是并发症状还是后遗症状？4、是单一因果还是多因多果？等等，诊断的要义就是要：事实求是，透视根本。
体现的治疗上面的就是：分清轻重缓急，少用症状解，善用杠杆解，会用生态解。所谓症状解就是只解决眼前看到的问题，只是对症下药，而不是对病根下药，最后只是治标不治本；这样办事的人在社会中这种人站多数。善用杠杆解，解释我们在解题的时候，要找到那些能够四两拨千斤的关键点，这样往往才能事半功倍。
你会发现往往高明的医生都善于运用“生态解”，他们往往喜欢用一些另辟蹊径的生态办法，最后轻松搞定自己的对手。生态解的关键是看到问题的发生其实是一种生态性行为，生态行为就是一种环环相扣，链式反应的系统，例如要解决羊群的问题，就要在狼群那儿下功夫的一种生态思维。看到生态关系、利用生态关系，往往就会发生奇迹；才会化腐朽为神奇，点石成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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