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到今，有威权、有洗脑、有利诱，自然就会衍生湧现出很很多多有“功狗情结”的形形色色的奴才们出来。奴才跟权力主子们如影随形，进退双畅，主子动授默传，奴才心领意会，奋勇争先。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在历史裂变中绽开的奴才文化这朵“恶之花”也枝繁叶茂，素称发达。奴才文化肇始早，角色多，好比在一部电影里，有导演、有编剧、有主角、有配角，有某兵甲、某兵乙等等，不胜枚举。以类型言，大致可总括有二种，梁启超曾以“身奴”、“心奴”称之者也。“身奴”者，粗鄙无脑，冲锋陷阵，虽有护主勇心，而无思维智力，故只能算权力主子的低级奴才；“心奴”者，那可是有高智商的奴才中的“人才”，轻摇鹅毛扇，口授三十六计，能舐痈吮痔，能领唱赞歌，是深得主子赏用的亲蜜的高级奴才。二者虽有区别，但总的相同特点是丧失良心、不辨是非、奔谄谀媚、拱卫主子威权，凌欺弱势良善。奴性之毒之害，岁月迁流，斯风弥笃。为证斯论，略举一例阐明之，三国时期曹魏政权历经数代到曹髦执政时发生过“司马昭弑君”的重大政治事件，因司马昭专权，凌压魏帝曹髦，有血气的青年皇帝曹髦不堪做傀儡和有被废黜之辱，竟亲率数百名宫廷卫士及仆从去讨伐司马昭，司马昭早得情报，派其心腹谋臣贾充带几千甲士拦截。两军对阵，面对魏帝曹髦，贾充阵势有怯阵溃乱之象，贾充命令一名武将叫成济的说：主子畜养汝辈，正为今日，使其杀魏帝曹髦，成济闻言胆壮，遂刺杀曹髦于辇下，史载刃透胸背，何其凶残。弑君事件发生，朝野激愤，内外喧哗，作为事件总导演的司马昭充分发挥“影帝”本色表演，先是哭倒在地，说不知天下人如何议论他，接着为平息众怒，安抚人心，推卸罪责，归罪而射杀成济并夷其三族，“身奴”成济被主子作为权力阴谋中的替罪羊，身死夷族，也为天下人所骂，低级奴才下场每多如此。而对作为高级奴才的“心奴”贾充，面对斩贾充以谢天下的呼声，司马昭丟卒保帅，保护起来，贾充有主子的保护，自然免受惩处且获重用，但贾充虽逃过惩处，其膝盖骨从此软化，直不起身，唾弃于世。史载贾充之母为人有气节知是非，贾充恶事从不敢令其母知，弑君事件其母也不知其子是主凶，每于公共场合大骂成济大逆不忠该死，令闻者窃笑，也使贾充狼狈不堪。奴才为保富贵，需要跟威权结盟，后来贾充又跟司马氏皇权给为姻亲，把其女贾南风嫁给那个说过“何不食肉糜”的白痴皇帝晋惠帝，贾南风丑且擅权，后终成为酿成“八王之乱”的导火线和罪魁祸首，身死人手，恶名留世。“八王之乱”后又继之“五胡乱华”，西晋国祚短暂而亡。故贾充死后，恶评如潮，到唐代修晋史，主编宰相房玄龄对贾充有这样的评价：“非惟魏朝之悖逆，抑亦晋室之罪人者欤！”唐帝国最高统治者李世民对这等奴才也很厌恶，说“贾充凶竖，怀奸志以拥权”。历史的长流也难濯洗净些这类奴才们的恶名秽迹，这类“身奴”、“心奴”们最终归宿就宜高挂在历史耻辱柱上供持续不断的奴才们去瞻仰或醒戒。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这是孟子思想学说中著名的“四端”说，是古代伦理认为人应有的四种基本品质的“道德的律令”。移之现今语境来说，人有恻隐之心，做人做事不至于凶残阴戾，应有起码的爱心；人有羞恶之心，做人做事不至于毫无底线，应有起码的良知；人有辞让之心，做人做事不至于唯利是图，应有起码的风度；人有是非之心，做人做事不至于奴化愚昧，应有起码的理性。奴才文化呈现出来的奴才们的本质行为活动恰恰就缺少作为人所必须具备的这四种情感和基本品质。
归根结底，奴才文化的经久不衰是寄生在威权专制的底色上萌芽成形的，只有建设保障人民的权利和尊重公义尊严的正义制度，奴才文化及形形色色粉墨登场的奴才们在社会土壤上才会存之无所荣，亦亡之有可待。基于此，这也是一切“志于道”者的勇气和致力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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