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艺术家心理素质的后天熏陶
从世界文学史上大量的现象看，后天的生活实践往往是环境逼出来的。
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唐朝诗人杜甫总结出来的，那就是“文章憎命达”，坎坷的生活道路逼迫作家心灵活跃。
生活太顺利对于作家素质的培养不利，那会使作家缺乏感情的激烈动荡和思想的紧张探求。
《英国社会科学》（1981年9月号）上一篇文章谈到一个很有趣的统计数字。
说的是生活于1835年至1940年间的诺贝尔科学奖和文学奖获得者早年生活的不同。
文学奖的获得者或者经受双亲的离异或者经历父亲的破产而贫困，而科学奖的获得者遭受这样的混乱和早年生活悲剧的较少。
一般说来，成功的科学家往往来自于上升的稳定的家庭背景，这是因为科学只是理智地观察世界，排斥感情的波折，而且得有相当的物质条件才能进行科学实验。
海明威在回答“一个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是什么”时说:“不愉快的童年。”
童年、少年时期生活发生动荡，必然引起他思想感情的动荡，动荡的感情当然比较容易显得特殊，以不同寻常的感情去领略生活的甘苦，则能对生活的奥秘、人生的真谛有比较深刻的领悟。
鲁迅说过，有谁从小康之家坠入困顿的吗？在这里他可以看到人世的真面目。
正因为这样，每当社会发生动荡，作家和他所属的阶层一起经历了生活的浮沉，然后文学就有可能有比较显著的发展和突破。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产生了海明威那样对战争感到幻灭的“迷惘的一代。”
五四运动以后，造就了中国的一大批作家。
许多作家在经历某种生活变动的当时，并不一定写出好作品，常常要等到变成另一个生活阶层，思想感情发生了较大变化，才能写出好作品来。
这一方面是由于思想变化而变得有特点了，另一方面思想变化使作家对过去的生活感受不一般了，那些平常的不起眼的生活变得像李后主讲的那样“别有一番滋味”了。
写童年，写乡土生活产生了那么多的好作品，原因就在于“别有一番滋味”在形象构成中的作用。
茹志鹃说过，生活积累要有一个发酵的过程。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不经过这样一个发酵过程，对自己的经历的感受可能是比较平淡的。
除了生活的熏陶以外，对作家心理素质的培养起决定作用的还有后天的艺术鉴赏的潜移默化。
鲁迅说过，他之所以能做起小说来，大抵倚仗医学知识和百余篇外国小说。
这也许说得有点不够准确，但是外国小说的鉴赏对于鲁迅作为作家的心理气质成熟，无疑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因为外国小说的鉴赏解放了鲁迅青年时代传统的艺术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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