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读费孝通先生的社会学著作《乡土中国》，从未在乡村里长时间居住的我不免感到陌生，甚至笑出声来：现在的中国哪还是这样的！再读这本薄薄的小册子，感触颇深，的确，费孝通先生笔下的“乡土中国”正在悄然消失，但这样的社会现象在中国确确实实存在过，也在这片土地上留下很深的足迹。
乡土中国
对于这十四篇篇幅不长的论文，我有恍然大悟，有强烈认同，同时也有疑问。根据自身在阅读过程中的体悟和遇到的问题，我想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做一个浅析，希望能够帮助自己对《乡土中国》这本书再做梳理，同时希望在未来的某天，当我再读此书时，可以解开现在的疑惑。
一、“土”味中国
费孝通先生开篇便指出，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用现在潮流的说法，中国是充满“土”味的。这个“土”在许多人眼里是贬义词，是指这个社会较为落后，无法跟上整个世界的发展。费孝通先生则不然，他认为土即泥土，是中国人民赖以生存的、必不可少的一样物资，而与土地有直接联系的乡村人，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
的确，中国传统思维中种地谋生是天经地义的，我们居于土地之上，取食于土地之中，过去一代又一代的人都是植根于乡土的。这样重土的生产方式，孕育出了乡村人安土重迁的观念，导致人和空间的关系是相对固定的。而依附于泥土的乡村人也将这方土地当作至宝传承下去，形成较为稳固的姓氏家族。
然而，中国进入近现代，工商业繁荣，人们为求发展，择地而居，加之过去几代人的繁殖导致的人口增加，从而产生的“蒲公英”式繁衍，基层人口不断流动，人们对土地的依赖性逐渐减弱。这么一来，中国的“土”味似乎减弱了不少，但是同样的，曾经乡土人所具有的踏实、传承、热情、信任、归根等品质也在逐渐减少。
“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费孝通先生就信任问题作出了深刻总结。这让我想起在《追风筝的人》一书中，主人公在阿富汗这一条树枝便可当做信用卡赊账，但当他与父亲逃亡到美国后，即使是邻居买一瓶小小的罐头，赊账时也要留下身份证做保障。其中的鲜明区别令人咂舌，但并不是说现代社会中的契约精神就意味着绝对不信任，也不是要批判这样的契约行为，只是相较过去，这样充满“土气”的特色的消失，不免有些可惜。
再说到归根，在大城市中，生存方式发生了变化，货币与物资之间的交换，让人们逐渐忘却了土地，更加追求虚无缥缈的财富。电影《后来的我们》中的男主人公便是现代人的典型，前往大城市发展，逐渐忘却家乡，甚至厌弃那片生他养他的土地，最后在另一个陌生的城市落了根。在社会的激速变迁中，乡土社会的风俗无力应付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乡”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满身“土”味似乎剥了个干净，但也不免成为了乡土故里的“叛徒”。
二、农村的变化
近些年回到老家，农村中的变化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连接每片田地的水泥地笔直平坦，自来水通向每户人家，路边的公共厕所干净整洁，不再有人随地大小便，水泥瓦房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用砖头砌成的小洋房……而这些都得益于国家政策和金钱上的支持。
但是，农村的教育问题仍有待改善，这也与费孝通先生所写的“文字下乡”问题有很大的联系。乡下人总被用土头土脑、傻里傻气等词语来形容，更不乏有一些自诩高雅的文人高呼这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村人为“愚民”。
费孝通先生在书中对“愚”字的分析十分客观且透彻，“愚”是相对而言的，如果说不懂便是“愚”，懂则是“不愚”，那么就文化知识而言，乡土人也许是“愚”的，但若是比乡下实践知识，如种地技巧，捉蟋蟀蚂蚱的技巧，恐怕真正“愚”的该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城里人了。城里人也许会为自己辩护：我们生活又不需要种地技巧，更不需要捉蟋蟀蚂蚱，无须了解这些。那么同样的，靠泥土而生的乡土人们，生存并不需要文化知识，更不用说是文字了。
这就是乡土社会中文字得不到普及的原因。
“不论在空间和时间的格局上，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我同时也等于说，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关于文字下乡，费孝通先生给出了十分明确的结论——只有中国社会乡土性基层发生了变化，文字下乡才会成功，农村才会在根本上发生变化。
而现如今，中国正在努力做的，便是缩小城乡差距，我想，这也是在逐步改变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与此同时，我产生了一连串的疑问：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下乡，每个乡村与外界的联系加强，甚至连土地也可智能控制，那么在未来，农村的定义是否会存在或是被更改呢？如果农村不复存在，那么中国是否可以被认为失去了乡土性？
农村的变化在中国是有目共睹的，它现代化的速度是超乎想象的，可想而知，文字下乡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只是时间问题。但我们不得不小心随着农村的变化，伴随泥土而生的乡土性特色也会逐渐消失，这其中是好是坏仍有待思考。
三、利己的“小农思想”
“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屋上霜”是多少中国人的信条，这样的利己主义，似乎融在许多中国人的血液里，难以消除。而会形成这样的思想，与中国自古以来的社会形态不无关系，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乡土性注定了中国社会群体范围小，多以乡村为单位，以己为中心，推至家，再至国，最后至天下，这样的次序观念是形成利己的“小农思想”的重要原因之一。
照中国儒家思想来说，道德的范围可以根据所施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我认为，这也是一种利己思想。这种道德的高尚是建立在自己的利益之上的。对此，我不加批判，墨家所认为的“爱无差等”并没有几个人能够做到，但我并不认为此等利己是理所当然的，在现代社会中，的确应该将大集体放在首位。
《乡土中国》中所提到的差序格局，也是在说中国乡土社会中群己意识的分离，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都可以说是公的。照这样看，中国普遍存在的利己思想似乎也不全是坏处——因为这样的“小农思想”，中国人不善侵略，只在自己的小天地中做自己的事，只要不侵犯“小家”利益，“大家”利益也就变得无关紧要了，这是一种私，却也不会仅仅是贬义上的私。
四、服从还是突破？
“孩子碰着的不是一个为他方便而设下的世界，而是一个为成人们方便所布置下的园地。他闯入进来，并没有带着创立新秩序的力量，可是又没有个服从旧秩序的心愿。”这是整本书中给我带来最多感触的一句话。
我们生在一个一切都已布置好的世界，该想什么、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似乎都已被安排妥当。这个社会的规章制度早已被确立，我们只需遵守，无权反抗，不论对错。
“一个孩子在一小时中所受到的干涉，一定会超过成年人一年中所受社会指摘的次数。在最专制的君王手下做老百姓，也不会比一个孩子在最疼他的父母手下过日子为难过。”这句话读起来未免有些凄凉，但也并非没有道理。的确，父母养育孩子，将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强加于孩子身上，初衷是好的，但一旦孩子有一丝一毫的反抗，大多父母选择的是压制，是教化，到头来，孩子只会成为父母的翻版，继续父母的人生。
我们不难发现，从古至今的革新者，大多是不听话的“孩子”。费孝通先生笔下的长老统治是常态，是大多数人无法逾越的无奈，“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的俗语总会在耳边响起，但是，作为新时代的继承者，也许只有多吃几次亏，多摔倒几次，才能突破现状，成为这个时代新的领路者、开拓者。
现代化的中国，城市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乡土中国”的“土”味已经渐渐退散，少了一分踏实和温和，多了一分飞跃与凛冽，渐行渐远的“乡土中国”已经慢慢进化为“法制中国”，但是，曾经的乡土气息依旧留下深浅不一的历史足迹，那是数千年传承下来的文化印记，是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无价瑰宝。
以上，浅析《乡土中国》，勿忘乡土，勿忘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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