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网络
《坟》的开篇是《我的节烈观》，写于1918年。
节烈是专门用于表彰女子的。何谓节烈，先生有云：
“据时下道德家的意见，来定界说，大约节是丈夫死了，决不再嫁，也不私奔，丈夫死得愈早，家里愈穷，他便节得愈好。烈可是有两种：一种是无论已嫁未嫁，只要丈夫死了，他也跟着自尽；一种是有强暴来污辱他的时候，设法自戕，或者抗拒被杀，都无不可。这也是死得愈惨愈苦，他便烈得愈好，倘若不及抵御，竟受了污辱，然后自戕，便免不了议论。......总而言之：女子死了丈夫，便守着，或者死掉；遇了强暴，便死掉......”
我们这一代人，出生在新社会，但离着旧社会很近，小时候或多或少见过或听过节和烈的事。我家的保姆便是个现成的例子。保姆姓曾，极善良，且朴实，其丈夫于解放前去世，膝下无儿无女。丈夫去世时她不到三十岁，人也长得端正，但就是不改嫁，一直守寡。我妈多次劝她嫁人，一说便涨红了脸，惶急地连连摆手：“不说这个，不说这个，丑人。”守寡，便是守节了。童年时听唐婆婆和赵婆婆聊天，妇女再婚叫改嫁，是相当丑人的事。至于二嫁之后又三嫁者，更是令人不齿。“她呀，我呸，她都拿来说！”就这个语气。
旧时的女子地位低下，须三从，即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从无可从了，便节，便烈。说到底，节和烈无非男尊女卑的产物。跟夫妇对应的则是君臣，父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臣事君谓之忠，子事父谓之孝，这大约是臣和子的“节”和“烈”。古往今来，如曾姆姆般志愿守节者不在少数，那就是“文死谏，武死战”。不少人文官武将分不清家和国的区别，以为忠君便是爱国，于是李唐政权成了“国”，赵宋政权成了“国”，朱明政权成了“国”，“外国”的元蒙和满清统统成了“国”。如此，他们的节和烈便有了依据。
妇女的节烈，是要立牌坊、受表彰的。鲁迅先生总结道：
“据节烈为本，将所有活着的女子，分类起来，大约不外三种：一种是已经守节，应该表彰的人（烈者非死不可，所以除出）；一种是不节烈的人；一种是尚未出嫁，或丈夫还在，又未遇见强暴，节烈与否未可知的人。第一种已经很好，正蒙表彰，不必说了。第二种已经不好，中国从来不许忏悔，女子做事一错，补过无及，只好任其羞杀，也不值得说了。最要紧的，只在第三种，现在一经感化，他们便都打定主意道：‘倘若将来丈夫死了，决不再嫁；遇着强暴，赶紧自裁！’......更有附带的疑问是：节烈的人，既经表彰，自是品格最高。但圣贤虽人人可学，此事却有所不能。假如第三种的人，虽然立志极高，万一丈夫长寿，天下太平，他便只好饮恨吞声，做一世次等的人物。”
先生以逻辑归谬：万一丈夫长寿，天下太平，那种立志节烈的女子，岂不是永远没有受表彰的机会？
文官武将亦然，他们本来是预备名垂青史的，然而天下太平，既无可谏，亦无可战，如之奈何？
除非没事找事。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