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的本能：类比思维的力量 - 约翰·波拉克》
◆ 第1章 从苹果到橘子：类比本能激发思维
列纳德·蒙洛蒂诺在他的著作《潜意识：控制你行为的秘密》中指出，大约95%的思维是无意识的。这是因为我们的感官每秒向大脑发送大约1 100万条信息，大大超过了我们的意识处理能力，大脑每秒处理50条信息就达到了极限。
在既定的环境中，类比“准确”与否和等级无关，但类比激发的情感和观点会使其非常有力。
本质上，这些类比是经过压缩的、有张力的故事。提供清晰的叙述时，他们允许创造者灵巧地规避竞争“事实”的流沙，更接近他们争论的智慧和情感的核心。
◆ 第2章 三振出局：类比塑造结果
唤起比较、主张等同、揭示潜力并做出隐论的能力，使类比成为格外强大的工具。
美国现在自诩囚犯人数世界第一，被监禁人数为230万，几乎占全球囚犯人数的1/4。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有多高呢？答案是：每年高达750亿美元的税款。
反贫困战、反毒品战和反恐战——要界定这些战争中的胜利，不是对辞藻的挑战，而是直接源自执政类比的战争选择。类比，就像骡队一样，可以承载很多货物。但仔细检查货物时会发现里面有很多货物是我们根本不想运过来的。
有太多的领导者，几乎全是男性领导者，很喜欢将任何题材都沦为体育类比。试想一下，是不是很多经理都会跟他们的团队说要“眼睛盯住球”（集中注意力）或者“尽力打出全垒打”（奋力一击），这样企业才能“赢得市场”。
2004年小布什总统在国情咨文演讲中所做的一个类比。在该类比中，小布什通过主张对伊拉克发动战争以赢得反恐战争的必要性，立排国际社会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非议。在演讲中，小布什表明：“美国保护本国国民的安全不需要他国的批条。”正如莱考夫注意到的，小布什本可以说“美国不会向他国寻求许可”。相反，通过使用“批条”的类比，用可能引发更强烈、更消极情绪的关联框架，让人们想起孩提时代所忍受的条条框框。
这些类比是如何有效发挥作用的呢？实质上，它们满足了以下5个条件：1.用熟悉的事物解释不熟悉的事物；2.强调相似性，隐藏差异性；3.识别有用的抽象概念；4.讲述连贯的故事；5.唤起情感共鸣。
根据卡尼曼的说法：“如果结论正确率高，偶尔犯一下错误的代价可以接受，并且节约时间和精力，仓促论断是高效的。”
好的类比是知识的跳板，帮助人们快速下结论。一旦人们在设想中强化个人偏见和喜好的天空飞翔，确认性偏差现象就出现了。
使用类比是美国法律传统中的审判核心，也是世界上其他普通法系统的核心，所有这些可以溯源至英格兰。法院受命根据联邦和州宪法、法律法规、规章、条例和普通法（按顺序适用）做出判决，法学家经常大量吸收判例，也就是针对以往相似案件做出的判决。案件的具体内容会因个案而不同，但类比总是助推调查并影响审判的结果。使用类比在欧洲的民法体系中也起作用，民法法官忽略先例，通过综合考虑法典的立法规定如何适用于每个案件的具体事实而做出裁决，这个过程通常很抽象。虽然看似比普通法体系更“顺理成章”，较不任意专断，但民法法官也必须利用类比本能，确定法典如何适用于一系列事实。换言之，民法法官必须剥离特定案件的表面细节，以便在深入和抽象结构上与法律对照。宗教审判也大量吸收类比
人们很容易认为用演绎推理就可以找到真理，”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凯斯·桑斯坦在《哈佛法律评论》上发表的一篇题为“论类比推理”的文章中写道，“但类比思维与真理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呢？使用类比在最好的情况下可以产生原则的一致性，却根本不会产生真理。答案是，有时候根本就没有法律真理的标准除非我们对特定案件的判断协调一致。”
但正如桑斯坦所指出：“通过类比推理的过程并不科学，它不能被锚定在任何事情上，除了人类真正相信的。”
◆ 第3章 T骨模型：类比激发创新
著名的数学家乔治·E·P·博克斯写下了一句名言：“所有模型都是错误的，但其中一些还是有用的。”
在《伟大创意的诞生：创新自然史》中，史蒂芬·约翰逊探讨了“临近可能”。约翰逊写道，临近的可能“就是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它徘徊在事物目前状态的边缘，呈现出目前事物再造的所有方式”。
既然重新组合和构成新事物的基本组成要素数量有限，那么一个人尝试可能的组合越多，他的选择就越多，因为每一种新的组合又会形成新的组成要素。就像乐高积木一样，不同的积木可以有不同的拼插方式。如果积木数量无限多，堆积木的人有无限丰富的想象力，我们就可以拼插出无数种组合形式。
◆ 第4章 美国的早晨：类比具有说服力
这经常是一种真实的情况：类比可能违反逻辑，前后矛盾，并且不可靠。但总体上，人类思想也正如此。基于实践证明的演绎和归纳的推理，在法律上起重要作用，这被视为正式的推理方式就像法律这座大厦的砖头，实际上，是类比的灰沙把它们粘在一起的。根据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律的推理：法律争论中的类比使用》一书的作者魏因勒卜所说：“没有类比争论的介入，法律条文和法律自身的规则将仅仅是理论的建构。”
有人说“水涨船高”，他们就能猜到，经济增长的好处有益于每个人，不管这个人拥有的是游艇，还是最简单地划船。
◆ 第5章 顾全大局：如何选择更好的类比
在某种意义上，扒窃和误导的类比是一样的，因为误导的类比在听者的精神口袋里行窃。
甚至连“密切关注”（pay attention）一词都是个微妙的类比，因为“支付”（pay）一词在关注和金钱之间建立了平行关系：两者都数量有限，只能花销一次。
管理美国的联邦预算赤字就像管理一个家庭预算一样。根据这一论点，一个家庭每年的开支不得超过其收入，联邦政府也一样。这是一个简单而有吸引力的类比——至少表面上如此。相似之处很明显：一般而言，家庭和联邦政府都有收入和开支。
但仔细一看，“政府=家庭”类比模糊了一些根本性的差异。首先，人们创建新的家庭的同时，也有人在解散家庭。
国家利益的长期性是本质，并非例外。
管理债务的需要突显了另外两个根本性的差异，这两个差异揭示了将政府预算类比家庭预算是错误的：第一，联邦政府有权印钞并发行长期债券——这两种金融工具背后的支持是充分的信任和国家信用；第二，鉴于联邦政府控制货币供应量，因而可以操纵通货膨胀降低美元价值，随之而来的债务变得便宜，还债速度也加快了。家庭却不享有以上任何一种权利。
人们容易受具有误导性但又能引起共鸣的类比的影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人们倾向于草率地下结论。
《政治头脑》的作者德鲁·韦斯滕提出：人们认为令人叹服的类比不一定取决于起源和目标之间实际的对应程度，也取决于目标本身和“助推”目标的情感因素。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人们赞成一致性（尤其是情感一致性）更甚于赞成准确性，并且会不遗余力地忽视或否认矛盾的事实。可悲的是，这样确认性偏差常使真正的证据变得无关紧要，并破坏富有成效的论述。
希特勒将犹太人称为“病毒”，并于1942年说道：“我们今天的战争，与19世纪巴斯德和柯赫发动的战争属于同一种类型，有多少疾病都源于犹太病毒啊！”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冒犯性的夸张手法是类比最常见的陷阱。当然不限于一方或另一方。
亚当·斯密的类比“看不见的手”具有微妙而持久的影响，该类比强调了选择框架的非凡力量。
把人类决策在市场上对个体和集体的影响比作一个抽象的、无实体的手，该类比暗中为经营公司的人开脱了重大的道德责任，无论他们的行为对个人、社区、国家或世界强加了什么样的影响。本质上，这个“无形之手”的类比掩盖了关键领导者对经常损害更大的公共利益的决策承担的直接责任。
斯科特·佩奇认为类比和模型之间的区别特征是模糊的。“大部分人通过各种简单的类比做出了大部分决定，”他说道，“正式的模型让你看穿残酷事实的逻辑，并在两者之间做出裁决。”记住“类比即是模型”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样可以鼓励人们更冷静、更谨慎地评估任何既定类比的准确性和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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