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时代里,她怎么做,都难以做好。比如,她不杀戊戌六君子,放手让他们搞改革,大清的改革就能搞得成吗?恐怕也很难。大国改革不是少数几个人的事。把一个国家全面落后的主因摆到少数几个人身上,甚至是某个人身上,是有失偏颇的。况且,1840年来中华狂挨揍只是数百年长期落后的结果,而不是开始落后的起点。
甲午战争失利不仅仅有武器"落后"的原因。当时清军的武器装备从总体上讲,根本就不落后于日军,反而是近代以来中外战争双方武器装备最为平衡、势均力敌的一次,大清还有综合国力的优势。就算北洋水师快炮少、舰速慢,武器更新不如日军快,也有更深层次的国家制度原因。今年夏天,本人到威海实地登岛参观北洋水师提督署,颇有感触。总结一句,国势到那时,谁搞也不行,只能整体奔向谷底。因为国家尤其是大国主要靠制度运行,非倚靠少数几个人的作用。大国强盛,不是少数几个人的事;大国腐烂,也不是少数几个人的事。
如果能看清楚为什么慈禧可以动用海军经费修"三海",而日本天皇动用不了海军经费修皇宫。如果能明白为什么光绪皇帝大婚可以耗费巨资达600多万两白银,而日本皇室只能节俭度日。就能搞明白甲午战争胜败的决定性因素在于国家制度。大国兴衰,决不是少数几个人的人性或少数几个高层人数的道德人品决定的。就甲午战争来讲,仅看经济层面,决定胜负的原因之一就是国家财政制度。日本明治维新后,就建立了现代国家财政预算决策制度,对天皇和皇室的消费有法律制衡和公开制约,而大清没有。
国家间决战从根本上拼的是国家制度,而非少数几个历史人物的人品和道德表现。
大清国家财政制度落后,没有慈禧挪用海军经费,也会有其他人贪污浪费掉海军经费。国家制度腐朽落后,有钱也干不了事,有兵也打不了仗,跟少数几个人的品质还真没有本质的关系。
先进的国家制度就要使任何人特别是国家领导人做不到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而不是寄希望于这个国家领导人有机会做残害国家的坏事,由于个人人品修养好,不去做坏事!把国家兴亡的底线建立在国家领导人个人的品行上,是最落后的国家制度安排——明君梦!
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后,日军陆军登陆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作战,大清如果有国家制度纠正战略错误,也不是不能取胜日军。当年大清国上下都提出迁都、练兵、久战的战略,以康有为为首的上千名进京应试的举人还搞了"公车上书"。如果有国家议会决策制度,就很有可能决策迁都西安再战,以持久战拖垮日本人。中国近代史将改写,世界现代史将改写。
可惜,当时的大清没有议会决策制度!
把国之兴衰寄托在国君听真话或不听真话上,本身也是错误的。因为绝对的权力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真话,"皇帝的新装"哪有什么真假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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