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史迪夫和我年龄相差五岁，我16岁时去纽约当了一名体育新闻记者，而史迪夫后来成为芝加哥一所小学的教师，我俩的关系一向比较紧张，几年前它不在于我讲话，却从不对我解释其中的原因，我几次试着接近他。他都回避了。“你们是同胞兄弟，应该成为很好的朋友。”父母常常苦口婆心的劝告我们兄弟两个。
一天，我与父母通电话，电话那端妈妈的声音有些异样。他告诉我史迪夫开始接受化疗了。“化疗!”我一时愕然。“为什么？”
三年前，史迪夫就被告知患了慢性肺炎，但不是恶性的。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的病情恶化了。
挂上电话，我茫然呆坐在电话旁边，我该不该打电话给史迪夫呢？虽然我俩关系比较紧张，但纵然相隔千山万水，兄弟之情依然真实而强烈，这是一种天然的、血溶于水的亲情。
我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弟弟的电话打来了。
“我想和你谈谈，”电话那头的史迪夫对我说，“你不认为我们应该结束这种无聊的状态吗？”
“我试过，”我说，“是你不愿意和我讲话。”
“但你从未问过我是哪儿出了问题。”他向我叙述了两年前发生的一件事:那次我将爸爸介绍给芝加哥梭克斯棒球队的投球手索罗~罗格文。却忘了给史迪夫正式引见，说实话，我根本不记得这件事了。但是听弟弟说起我赶忙想的道歉。
前嫌尽释，我们谈起他的病，他目前的治疗，还谈起许久没有谈过的他的工作。
史迪夫在贫民区的一所小学任教，他本来未曾想过要走这条路。大学毕业后的几年中，他也曾四处寻找过其他的工作，但别的工作要么根本引不起他的兴趣。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慢慢的他对与孩子们相处的工作发生了兴趣。后来甚至表现出宗教般的热情。
他真正关心自己的学生，他经常家访，向家长询问学生的衣食住行等细节的问题。他还带学生去他喜欢的地方玩，比如芝加哥的植物园。
我一直为弟弟感到自豪，尽管他可能不相信。对史迪夫来说，作为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弟弟一定是件很痛苦的事情。
史迪夫不得不一直生活在我的阴影下，正如年幼的弟弟们通常经历的那样，它不仅年龄比我小很多，而且长得也矮小，还很害羞，而我却少有约束，喜好运动。童年时，一场大病差点夺去他的一只眼睛，他从此再也离不开眼镜。这在体育运动中相当不方便，他的眼镜经常会滑落到地上。摔碎，被踩烂。我曾经教他投棒球，有时他也学，但多数情况下，他都是很沮丧的将球杆仍在地上。
史迪夫的偶像是帕夫~努尔米，一名跑垒队员。他的床头上就贴着一张努尔米的照片。他曾告诉我，他崇拜努尔米，是因为“他真正奋力的争取到78岁了。他仍然在跑，仍然在争取，依然锲而不舍。”
我确信自己曾在闲谈中取笑过那位老田径明星，让史迪夫很记恨，在我有事请他帮忙的时候，他常常回我一句“没门儿。”一次在棒球比赛中，我扭伤了脚，只能拄着拐杖待在家里，我请史迪夫。给我做附近买一个热狗，他拒绝了。我只好付了25美分求他的朋友帮我买回来。
大约七年后，史蒂夫在南伊利诺伊大学读一年级，他打电话。跟父母说自己也太非常想家，想辍学，父母让我回电话，那天晚上我和他谈了好大一会儿，劝他最好还是留在学校里继续读书，并且告诉他其中的道理，之后我还给他写了信。
几天以后，我收到了史迪夫的回信。“亲爱的伊拉，”他写道，“谢谢你给我写信，我由衷的感激你对我的善意劝告，我也知道辍学是坠落的开始。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有个倾诉的对象，感觉真好，你无论何时想吃热狗，我会立即给你去买。爱你的史迪夫。”
现在与史迪夫谈起那个晚上，我觉得那时他就有了要弥补我们之间感情裂痕的决心。
随后几个月中，史迪夫多次住进医院接受化疗，我曾春苏于纽约与芝加哥之间。有一次到医院陪他时，我们谈到了死亡这个话题。“我想我已经很幸运，”史蒂夫说，“但是伊拉，我现在不想走，朱莉和我还有许多地方没有去，我想看到莎妮初中毕业。我……”他将头扭向了窗子一侧。
“我懂，”我说，“我懂。”
后来一次去芝加哥，我又想一声打听史迪夫的病情，“你弟弟现在根本没有免疫能力。”他直截了当地对我说。
“难道不会有奇迹发生吗？”
“但愿如此吧。”
与医生告别后，我去看史迪夫。父母，史蒂夫的妻子朱莉和她们的女儿莎妮都在要。走的时候，我走向弟弟，将手按在他的肩上。
“我爱你，史迪夫。”我说。
“我也爱你＾3＾，伊拉，非常的爱。”他拽住我的衣服，将我拉向他身边，吻了我的脸颊。我转向家人，挥手告别——径直走了出去。如果我说话，肯定会压制不住自己的眼泪。
去机场的途中，我回想起刚刚说过的“我爱你”，以前我们之间从未这样说过，呵呵，多奇怪。为什么说这句话就那么难呢？而此刻，我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成就感，我感到心满意足——我终于向弟弟道出了我的真实感情。当然应该感谢史迪夫迈出了第一步，这本事我这个兄长该做的。
不久后，史迪夫出现严重反应，开始输氧。奇迹没有发生。最后的时刻还是来临了。那天是星期二，我握着史蒂夫的手又一次对他说我爱他，我俯下身轻轻的吻了他的脸颊。做了最后的告别。
在史迪夫的葬礼上。葬礼馆挤满了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史迪夫班上的学生都来了。一个学生对我说:“许多人都要来，但校长说，我们总不能全校出动吧。”
葬礼过后，朱丽给我看了学生们的信，信中讲述了史迪夫如何督促他们好好学习，如何建议他们处理好生活琐事和家庭关系，一个学生写道:“他不只是一位老师——他更是我最好的朋友，每当我需要帮助时，他从未让我失望。”另一位学生听说史蒂夫去世的消息后，取下了班上的旗子，折叠起来保存好在葬礼上献给了朱丽家里没有一个人能想到史迪夫对他的学生的影响会如此之大，我开始思考一个人的重要性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有些人大家都敬仰，但他们通常是在自我的追求中度过一生，而是迪夫这样的人，随时随地，每时每刻都在向别人献出自己的爱心和微博之力，他们没有纪念碑，没有以他们的命名的街道，没有以他们举行的游行。
史迪夫走后一个月，我去了他的墓地，墓旁摆着一束鲜花。是几天前朱莉和莎妮放在那里的，我也给史迪夫带来了自己的礼物，摆放在他的墓前。那是我从一份体育杂志上剪下来的照片，照片上，帕夫~努尔米正急驰如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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