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期的财政大臣
桑弘羊的三个问题
（一）
汉武帝是个雄才大略的君王，至于他的文治武功，我这个主打历史题材的小编以后一定会讲。但我觉得这个皇上脾气不大好，一般的丞相都与跟他搞不到一起去，丞相在武帝一朝是高危职业，非正常死亡率超过百分之七十。但有一位丞相跟武帝关系一直特别好，直到武帝去世还能掌权多年。他就是上图的桑弘羊。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搞了一场经济变革，使得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大增加，这让汉武帝开疆拓土的军事行动有了经济上的保障。
要说清这场变革就要从汉朝初年开始讲，我们知道刘邦灭了项羽后建立了大汉帝国，但帝国的初年，经济特别穷困，穷到什么程度呢?在全国范围内找四匹颜色一样的马都找不到，朝中文武大臣上班只能做牛车，连大臣都这德行，更不说老百姓了，估计穷的都尿血。汉朝是如何解决这个局面呢？
到了汉文帝、汉景帝的时候，政府决定，轻徭薄赋，发展生产，农业税从原来十税一变成十五税一，到后来干脆三十税一，并且多次觸免天下钱粮。对国家采取“无为而治”的方针。总之一句话，政府放权，激活社会经济。于是有了后来的文景之治。
果然经济搞上去了，到了景帝末年，国库里穿钱的绳子都烂了，粮仓里的粮食吃不完都发霉了，汉朝富裕到了这个地步。但是问题来了，由于政府放权，地方开始做大，形成强枝弱干的局面，于是爆发了七国之乱，地方势力反叛中央。叛乱很快被平息，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地方势力威胁中央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于是汉武帝开始大力强化中央集权。这里面有很多措施，但我今天只说经济上的集权措施，那就是桑弘羊改革，内容大致如下。
1 铸币权收归中央，地方不准私自铸币。
2 施行“平准法”，就是政府管制市场价格，控制物价，并从中谋取利益。
3施行盐铁专营。盐和铁是古代农业社会老百姓不可缺少的东西，且老百姓无法自给自足，形象点说就是国家垄断盐铁生意，交给“国企”专门来做，利润全部收入中央政府。
4施行“均输法”，就是政府把地方上交中央的贡品以很低的价格折合成土特产，然后政府再以高价卖出，具体执行的机构也就相当我们今天的‘国企’。
这样一搞，中央有钱了，地方穷了，再也没有对抗中央的经济实力，当然老百姓就更穷了。换做今天的话讲，就是中央集权，国进民退。
（二）
但是，问题又来了，到了武帝晚年，由于国家统的太宽，管的太死，社会经济迅速衰落，老百姓生活日益穷困，武帝看了这个景象非常伤心，下了一封《轮台罪己诏》检讨自己的过失。到了汉武帝去世后，朝廷开始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大家纷纷指责桑弘羊的经济政策，指责的内容无非三个方面
1“国企”与民争利
2“国企”产品质量差
3“国企”做大，权贵横行
桑弘羊毫不示弱，也向指责他的人问了三个问题
1 文景之后，匈奴威胁日益加大，我朝反击匈奴，不中央集权，军费从哪来？
2不中央集权，如何解决中央财政问题?
3不中央集权，地方割据势力如何遏制？
这三个问下来，满朝文武鸦雀无声，因为谁也拿不出更好，更有建设性的意见解决这个问题。
从古至今的死结
桑弘扬这三个问题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死结，从帝国时代一直到今天，这三个问题都没有解决。我们来举两个例子。
开元盛世
我们都知道开元之治，大唐达到顶峰，但其实唐玄宗的政策就是政府减少管制，国退民进，激活民间经济，使得社会繁荣。具体无非轻徭薄赋，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给老百姓自主权。后来呢?经济又搞上去了，但是麻烦也来了，老百姓发达了，但地方政府是直接受益人，地方势力开始抬头做大，最后地方势力尾大不掉。再后来，安史之乱爆发，“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大唐由盛转衰。
敬爱的朱总理
第二个例子，就是咱们的改革开放，上世纪70年代咱们国家穷成什么样，想必不用我多说。于是中央政府开始大力放权，乡镇企业搞起来了，经济飞速发展，但是地方有钱了，中央却穷了。以至于当时开会的时候，国家领导人都得求着地方大员多交点税，当时甚至有“讨饭财政”的说法。中央政府觉得苗头不对，要加强集权，这个时候我国上台了一位强人总理，他就是朱镕基朱总理。朱总理搞了一个分税制改革，把税务系统分为国税和地税，国税把好收的税，资源和利益丰厚的税收上来交给国家，剩下的留给地税。这样，国家富有了，地方政府却一度穷到开不出工资的地步，国家看这样也不行，干脆这样吧，地方不是有土地吗？你们可以卖地挣钱，于是地方政府开始卖地，很快地方政府财政开始好转，但是房价却从此飞涨。
所以在中央集权的体制下，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一直是一个解不开的症结，中央政府放权激活经济，地方做大威胁中央。中央开始集权，加强管制，结果社会活力大打折扣，经济发展停滞，甚至倒退。
那完全放弃中央集权行吗？你看人家美国，人家是联邦制，不也玩的挺好吗，干脆咱们也这么搞多好？
鄙人以为此言大谬。
为什么我们要中央集权
我们和美国可不是一回事，我们只从文化这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有句古语“人之初，性本善”，我们的文化对人性这个问题上所持的观点是“性善论”。也就是人的本性是善良的，所以我们的国家也应该由圣明的君主来统治，我们的老百姓是善良的，所以不需要法律去严格制约，由圣明的君主来教化就好了，最后我们就走向了“人治社会”，而人治社会必然集权。而西方的文明，信奉上帝，上帝说过，人一生下来就是有原罪的，所以西方认为人性本恶，所以必须靠法律的严格制约，所以西方社会走向了“法治”。而法治社会，必须分权制衡。
我们这种文化千百年流传，最后延续到今天，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存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脑海里，这是一种文化的惯性。所以我们的文化就是一片适合中央集权思想的土壤，也唯有中央集权才能在中华大地开花结果，尽管它有很多弊端。
那有人会说，这种文化我们要改变，我们必须抛弃中央集权。呵呵。。。。。。
我们来看看历史上惨痛的教训。
西周搞分封制度，大肆分封诸侯，结果怎么样，大国争霸，打的天昏地暗，民不聊生。我之前写过长平之战，就是战国时代的其中一场战役，赵国40万人全部被杀，秦军也死了10万多人，仅此一仗双方死亡人口50万，而当时中国一共不超过2000万人，一场战役就死掉了全国四十分之一的人口，而且全部是青壮年劳动力。
中国帝国时代开始后，也经常陷入分裂，比如三国时代，比如五胡十六国时代，比如五代时国，等等。这些时代军阀割据，流血漂橹，杀人盈城，饿殍遍地。虽说统一时代，也对百姓有压榨，但相比较而言，还是比战乱要好。
再说说民国，民国时期无论是孙中山还是蒋介石，都不能控制地方。蒋介石在东北易帜之后，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是实际上他所能控制的只有他的嫡系部队，地方势力根本无法完全掌控。我们看看民国时代是什么样的，完全就是一部军阀混战和派系倾轧的历史，要不然我们的抗战也不至于打上八年。难怪古人有“宁做太平狗，不为乱世人”的感叹。
所以中国一旦搞起地方分权，一定是军阀混战。而对中国人来说将是一场灾难。所以我国自古以来的文化内核就是大一统，无论古今，这都是国人的共识。
但是当下中国经济要转型，政府又要放权，但是也不敢放的太彻底，所以在中国不太可能实现小政府，大市场，而应该是有效政府，有效市场。所以中国的改革在可见的未来里，是一个以自由市场为导向，以统一文化为边界，在民主法治和中央集权制之间找平衡点的非西方式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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