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曰： 赋与骚异， 则吾既得闻教矣， 然则赋不可以宗骚乎哉？ 曰 ： 不然也。 赋与骚虽异体， 而皆原于诗。 骚出于变风雅而兼有赋、 比、 兴之义， 故于诗也为最近。 其声宜于衰晚之世， 宜于寂寞之野， 宜于放臣弃子之愿悟其君父者。 至于赋之为用， 固有大焉， 以其作于骚之后， 故体似之， 而义则又裁乎诗人之一义也。 昔商、 周之作者， 以圣贤之才， 作为篇咏， 盛则宜其平和之响，变则发其哀愤之音， 下起于闺门之私， 而上荐于郊庙， 千古以来， 有能五“四始” 而七“六义” 者乎？ 不能也。 骚由乎是， 赋亦由乎是， 又何疑乎赋之不可以宗骚也。
且骚之近于诗者， 能具恻隐， 含风论。 故观其述谗邪之害， 则庸主为之动色； 叙流离之苦， 则悼夫为之改容； 伤公正之陵迟， 则义士莫不于邑。 至于赋家， 则专于侈丽闳衍之词， 不必裁以正道， 有助于淫靡之思， 无益于劝戒之旨， 此其所短也。
善乎！ 扬子云曰： “诗人之赋丽以则， 词人之赋丽以淫。 ” 以理胜者， 虽则弗丽； 以词胜者， 虽丽弗则； 不则不丽， 作者不为也。 长卿《上林》 ， 终以颓墙填堑； 子云《甘泉》 ， 称屏玉女而却宓妃； 虽云曲终奏雅， 犹有讽谏之遗意焉。 后之君子， 详其分合之由， 察其升降之故， 辨其邪正之归， 上祖风雅，中述《离骚》 ， 下尽乎宋玉、 相如、 扬雄之美， 先以理而后以词， 取其则而戒其淫， 则可以继诗人之末， 而列于作者之林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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