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被严复誉为“石破天惊之作”的《新史学》，此文可堪称其史学思想之代表作。
但梁启超的史学思想深受西方学术影响，其文首先批判了中国的传统史学；他认为中国古代的二十四史并非真正的历史，而是各个王朝帝王将相的家谱及统治者服务的工具。
比如，梁启超所表示的“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其意是为宣传自己所倡导的进化论观点；而那些批评他为“资产阶级史家”的人，大多都是自封“无产阶级和唯物主义者”，因此大写特写“中国无神论史”“中国农民起义史”等等。
梁启超
对此，《历史大变局》（共三册）主编龚鹏程教授如此评说：“从梁启超提倡“新史学”开始，大家就不断依附西方潮流，痛骂传统史学；甚至进而否定历史，说历史只是可以令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
换言之，梁启超的文章“牵动了历史”，甚至成了“历史变动之直接证词”。
而对于梁启超及其批判者之史学思想，龚鹏程教授则表示，“我看不上这样的史学，颇以重建中国史学为己任”，因而著作本书。
因此，他在书中呈现了139篇历代史学经典，并从“既能观文，又能观世”的角度进行论述，以此提醒我们：中国历史急需溯本清源，转塑正形。
《历史大变局》
一、中国史学，拥有西方没有或无法企及的优点
所谓“历史没有真相,只残存一些道理”。
那么，历史的道理究竟是什么？是表现周而复始的循环，还是无穷无尽的追寻？是将变化归于人类使命，还是在变化中引领人们攀上幸福的顶峰？文明进程骤起骤衰、宛若潮汐，渺小的我们又如何探勘历史的跫音和文化的根源？暗夜无边，历史之光在何处？沧海一粟，历史之于人生意义何在？
每当我们仰观苍穹，星光灿灿、浮云皓皓时，便自然而然地会兴起充胀胸臆的历史感情，思而不见、望古遥集，历史之呼唤，于焉而展。
因此，有关历史之变化、探寻，书中集历代名家经典之作，尽数勾勒。
而对于近代之崇洋思想，本书也给出了十分精辟的论述：无论近代贤达如何崇拜西方、诋毁中国史学，中国史学仍有几个西方没有或无法企及的优点。
其一，史职确立极早，自殷商始就有庞大的史官系统。
其二，史权独立最早，即指史官据史料、史法及专业判断，著作史书，为史负责，不受干预；其性质只有现代美国的独立法官可比拟。
其三，历史以天道为依归，也即“究天人之际”；是指记载的意义，在于观察人实践天道的过程，价值判断均以天道为依据，不归政权或利益集团，内容也非记录杂七杂八之事。
其四，实践天道的过程曲折多变，而观察其变，则要“通古今之变”，找到历史可启发人、警诫人之处；此为历史对人的批判性意义，也可称为通变论。
正是出于对史学传承的思量，龚鹏程教授从现代思想史、观念史、文化史、艺术史、文学史、精神史、阶层史和风格史等框架中进行批判性地开发，曾著作过100多本书。
但是，龚鹏程教授却说，本书与以往著作不同：它既是一部经典史学文章精选，也是一本特殊的中国历史读本。
书中内页
二、史学文献所记录的“古今之变”
那么，本书所指的精选、特殊，体现于何处？
比如，对于诸葛亮著述《出师表》的目的，书中直言是基于其深契于心的统一思想的心理，故而才有率师北伐的举措；只可惜时局变化莫测，诸葛亮最终还是在“讨贼兴复”的败绩下郁郁而终。
可以说，书中通过139篇关乎中国历史变迁的经典之作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历史，并非是一个孤立的学科，而是人之所以存在的意义或基石。
要知道，人之所以能立足于世，并向这个世界开放的唯一依据，以及所仰赖的根本，其实是源于历史的力量；此力量一旦不显，人类的研究与教学，就只能局限于平面事件的排比与叙述，也就不存在观人文、察时变了。
但是，纵观整个人类历史，可谓之浩瀚博大、庄严深邃，实非我们所作种种争辩与追诘所能穷尽。
而想要观察我国“古今之变”，上述的“史学特点”或可见部分端倪。
例如，其中谈及的史职和史权，都是商周时期王官制的产物，特点在于“学由官守，世代相随”，其属性是“官方学问”；自春秋孔子之后，王官体制也就随着贵族凌夷逐渐式微，民间由此开始发扬史学之士、“故学天下”之举；其中，孔子及其著作《尚书》《春秋》，是为典例。
但是，自秦崛起之后，民间社会消逝，传统史学被进一步摧残，“以史为师”被沦为专制体制的工具；而汉承秦制，情况也仍未得到任何转变。
直到司马谈和司马迁父子的出现，才算得上是真正捍卫了史职的尊严，乃学孔子“成一家之言”，进而促成了史学公私两大传统的合流。
自此以后，国家所设必有史馆、史职、史官，担负维持史事的整理、记录和修撰之责。
如此，才有了《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类》中的记载：“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
毕竟，在历史长河中，口耳相传的可靠性终究比不上卷帙浩繁的文献记录；回观历史，汉代孔壁出书、清末发现敦煌文书……一次次涉及历史文献的重要发现，都在丰富着我们对过往的认知。
当我们引以为傲地畅谈中华文明的缘起时，更是少不了历史文献的有力支撑。
秦始皇像
三、常读史书，可观文见世
当史学和史职都能得到国家重视时，所谓的精神与传统，将随之得到尊重和发扬；只可惜世事不尽人意，史学上的缺点也显而易见。
比如，班固的《汉书》、李延寿的《南史》等私史，也就这样被官方列为正史；反之，但凡打压或禁止私史者，皆被视作奸邪。
又如《宋史奸臣传》记录的秦桧“乞禁野史，又命子熺以秘书少监领国史”，以及韩侂胄以商贾贩史籍入金境为借口禁私史等等，均为此类案例。
由此而来，种种伟大的传统，却被后世之人刻意掩盖或曲解，令人痛心疾首。
故而有人说，不如效法孔子，述国史之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再仿效其著作《尚书》，直接选录历史进程中最重要、最直接的记录，让历史将“自己呈现”出来。
诸如此类，凡国史变迁、盛衰足资之取鉴，皆有此类文章作为证词，抑或文章本身就是“当事人”。
就好比秦之所以能统一天下，靠得并非是常人所认为的酷刑、吏法或虎狼之师。
事实上，秦帝国的统一大业，既得益于秦国六代君王的励精图治，也是得益于秦王政大刀阔斧的改革精神，其一方面以兼容并包的方式，打破内聚垄断，大胆改革，另一方面广聚贤才。
譬如，李斯的《谏逐客书》就是一封改变秦国命运的信，由此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帝国；而他著写的《议废封建》和嬴政书写的《初并天下议帝号令》，则成了这场大变局“呈现者”。
由此可知，秦王政的确是一个有着强烈历史感的人，他故而废除谥号制，不许后世议论其功过是非；并且，他龂龂不休、历数六国诸侯不是，焚烧六国史书，甚至将一切经典汲汲于自己攻灭六国的辩护，目的就是为了使自己的行为合理化。
因此，秦王政认为自己是“德万三皇，功高五帝”的始皇帝，如此不凡，自称“朕”，以作臣民之别；此后两千余年，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位皇帝都自称为“朕”。
其实，就如书中所说：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秦王政既是胜利者，更是历史的创造者，以及世世代代的影响者。
比如，《史记－秦始皇本纪》原文写道：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已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如果细细思量此话的暗示之意，甚是可怕，至于后世历代帝王，不知从中得到了什么样的启发和教训？
总之，读史书文献，可观文见世。
四、结语
我们要切记，不漠视历史，不曲解历史，历史才不会遗忘我们；因此，我们应常读史书以铭记历史。
然而，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史料文献庞杂无俦；我们又该选择哪些必读书目？
《历史大变局》正是本着“观世与观文”的目的，精选与中国历史变局相关的经典著作，以编年体形式及纵向时间轴为叙述架构，史海钩沉、溯本清源。
可以说，本书“起于尧舜，讫于清末”，既能补史学教材之缺失，又可展历史发展之脉络，以此揭示华夏文明传承的原动力，将我们延续几千年的智慧、精神和力量展现得淋漓尽致。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每一部史学经典，皆为先贤智慧之结晶，历史变迁之见证，我们应珍而重之。
所谓“读史明智,鉴往知来”，探索泱泱华夏之历史变迁，本套丛书，是为优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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