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橘子紅了》

琦君  人民文學出版社 11.11

第一人稱敘述方式，由16歲的「我」的視角出發，去看待並敘述秀芬、大伯、大媽、六叔、先生、阿川叔等人之間的交流和故事。

首先，秀芬和大媽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都是封建家庭制度的犧牲者，但大媽比秀芬更為悲慘或更值得同情是因為，秀芬是被大媽拉進這個封建結構體系中的，秀芬一開始並不淪陷，也暗暗有思想的掙扎。而大媽徹底沈淪並服從於這個並不公平、無情冷酷的制度之中，實為可悲。又拖一個無辜年輕女子進「苦海」也很可恨，她是自私的、麻木的好女人。

接著是六叔和先生，在某種程度上也形成了對比。六叔長年在外，先生留在村里教「我」，那麼也就造成了二人雖都是接受過知識薰陶和文化培養的「新」人，但卻在面對事情時表現出完全不同的看法。至少，六叔潛意識裡覺得大媽給大伯納妾是有些不妥，可行動上依然做不出表現。而先生，在「我」的口中，被認為是多半會贊成大媽。其實，環境和氛圍會影響一個人。

「我」和秀芬的對比可以說非常強烈了，而且「我」與秀芬接觸最多、感情最深，十六七八歲的年紀，對友情十分熱誠。但卻一點點被封建家庭制度和等級輩份關係所擊潰、消磨。

橘子紅了，多麼富有希望和生命力。在文本中卻帶著象徵冷酷、封建、壓抑、低迷的意味。

白先勇：棄婦的一首挽歌。「好人」往往做出最殘酷、最自私的事情來——這才是琦君作品中驚人的地方。

這也是作品掙扎、複雜、曖昧、矛盾的內在議題和深度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