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敦煌而不去沙漠都江堰，将失去对当代敦煌最鲜活的体验；到了敦煌而不去莫高窟，将无法感受中华文明一个重要源流的历史脉动。一个月内连续三次的敦煌沙漠都江堰之旅，收官在莫高窟，也算是一种画龙点睛。
图1 江总在敦煌莫高窟的标志——九层殿前
莫高窟最精美的是壁画，那是些耳熟能详的形象——飞天、反弹琵琶、九色鹿……，但是，在这里我不想画蛇添足，用一些质量不高的图片，影响了大家对莫高窟的美好印象，还是留给大家在现场去领略那份震撼和感动。在这里，我想讲述四个关于人的故事。
第一个人，1935年在巴黎留学的时候，无意中在旧书摊儿上看到了伯希和编辑的《敦煌画册》，方知在世界的东方，在中国还有这样一座艺术宝库！为此，他毅然放弃了在法国优越的生活、工作条件回到祖国，并在抗战的硝烟中，于1943年3月27日，千辛万苦抵达敦煌莫高窟。之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这一待就是几十年！他的第一任妻子，由于忍受不了那里艰苦的生活条件，最终不辞而别，离他而去。当他离世的时候，人们遵从他的遗愿，将他埋葬在了莫高窟前，去守护他一生为之奋斗的地方，他就是常书鸿，敦煌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
图2 这是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者，王道士旧居中的石碑。正是常书鸿、段文杰这些老一辈的保护者，让“伤心史”真正成为历史
第二个人，当1944年在四川，第一次看到了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就着了魔。1945年刚毕业就来到敦煌，原作更美，更让他震惊，但保护的状态也极度让他担忧，于是他矢志于保护敦煌、保护莫高窟。他毕生临摹了各时期洞窟的壁画340多幅，140多平方米，创下了个人临摹敦煌壁画的世界记录。1998年，他和季羡林牵头，国内100多位顶级专家共同编著的240万字《敦煌学大辞典》出版，结束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历史。他就是段文杰，敦煌研究院的第二任院长。
第三个人，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本可以在北京和上海间做选择，但她放弃了，毅然来到了敦煌，之后，与新婚丈夫两地分居19年！但她自己却轻描淡写地说：自己在家庭与事业的两难选择上，更倾向于家庭。只要他（她的丈夫）提出离婚，会立刻乖乖跟他回武汉。“如果说爱人不支持我，那我肯定就要离开敦煌了，我还没伟大到为了敦煌不要家、不要孩子。我不是那种人”。但事实是：最终，还是她的丈夫妥协了，1986年，他放弃了在武汉大学的事业，来到敦煌。她就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敦煌研究院的第三任院长。
图3 “数字敦煌”两部影片放映地。这两部具有无与伦比震撼力的影片，就是在樊锦诗、王旭东等新一代敦煌保护、研究领军人物的主持下完成的
第四个人，将预约参观引入了莫高窟。保护和观赏，曾经是莫高窟不可调和的一对矛盾，许多敦煌壁画，在诞生之后的一千几百年中，还保持着鲜艳的色彩，但在莫高窟名扬天下的这一百年中，则迅速失去光彩，变得暗淡。为此，有人认为莫高窟不应再对外开放。没有游人固然对保护极其有利，但普通国人也应该有权利去欣赏莫高窟的艺术瑰宝。因此，采用预约的方式，有序地控制参观流量，同时监控洞窟的温湿度和二氧化碳浓度，避免有害环境条件的出现，成为最有效的保护方式。这样，就化解了文物保护和参观欣赏之间的矛盾。这一方案的提出者就是王旭东，敦煌研究院的第四任院长。
其实，十年前我就来过莫高窟。和那时相比，现在的参观人数明显大幅上升。但是，感觉上反而没有原来那样拥挤。整个参观过程井然有序，讲解也更加专业、透彻。这是一种“疏”的方式，和沙漠渔夫何延忠修建的沙漠都江堰有异曲同工之处。纷繁复杂、多姿多彩的世界，上升一个高度，一定可以抽象成数学问题，再上升一个高度，就一定会凝炼成为哲学命题——“堵”永远不可能成为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疏”、“堵”并用，以“疏”为主，才是“道”。王院长和何老，都是悟道之人。
王院长给我更深的印象，是在中央电视台四频道《流行无限》，有关沙漠渔夫何延忠的一期栏目中。作为中国最顶级文化殿堂的领军者，王院长在评价何老，这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时，用了这样的陈述：“这（指沙漠渔夫何延忠修建沙漠都江堰）让我们搞专业的人有时候汗颜。我们科学家或者工程技术人员怎么想不到呢，但是他想到了，而且确实给我们做了榜样”。他没有一些知识分子，文人相轻的陋习，这是一种虚怀若谷的大家风范！
图4 “地球家园”沙漠都江堰考察团的大姐、二姐在敦煌莫高窟的杨树旁。即使是普通的杨树，在这里也具有了灵性
时务造英雄，就像是莫高窟的杨树，生长在莫高窟就具有了一种灵性！常书鸿如果不是最早投身到莫高窟的保护中来，也许依然会是所从事领域的著名学者——是金子就一定会发光。但是，他恐怕不会像现在这样，成为一个让人顶礼膜拜的英雄。也许，莫高窟这样的地方，会无形中赋予人们一种使命感，这种使命感会最大化地激发出人的潜能，使之像英雄般伫立。反过来，他们这样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又给莫高窟点了“睛”，把那里的破败不堪变成了辉煌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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