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农信致歉人

总有一些人，默默耕耘，辛苦付出，不带半根草去，身边却早已有群众为其呼声高涨，彩虹云端，美丽无暇的人生。

1982年的一个晚上，山西瑶村里依旧皓月当空。可是刚过九点一刻，寂静被打破，同村的小优踩着箭步赶到刘宝山的家里。刘宝山，此时眉头紧锁，点燃一支烟，盯着许久未动的毛笔，空气凝重下来，蝉鸣声也渐渐消退。

“你听说了吗？”小优卷起衬衣的袖子，眼神焦灼有力注视着正在安静抽烟的刘宝山。

“这是农信改革实践后的一次失误操作，这可咋整？”说着摊开两只硕大、青筋暴出的手。“这事情必须今天晚上解决！”坐在藤椅上的刘宝山由坐而战，烟头被掐灭了。

也就是在这天晚上，午夜十一点，下起了暴雨。

瑶村的东巷里响起了久未耳闻的狗吠声。一声，两声，追随着一个农信机构里的老员工。一把伞，一辆自行车，还有刚刚起草完的致歉信穿梭在巷子里，他就是刘宝山。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历史赢来了崭新的一页。在旧时代混乱的政治时局下艰难生存的信用合作社，在1949年赢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从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被提上议事日程，到被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列入国家战略；从1954年拥有了统一名称，到最终确立了发展章程，农村信用社在新的政治环境下获得了新生。在国家支持下，农村信用社在中国赢来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发展，很快成为新中国打击高利贷、发展农村经历的有力武

在这样的背景下山东农信支行建立起来。

从1951年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开始到1958年，山东农村信用社均由人民银行领导，从发展的现实效果来看，这段时间的管理是成功的。但是从这之后到1978年这20多年里，对农信社而言，称得上是一段噩梦般的经历。1958年12月，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适应人民公仆化的形势改进农村财政贸易管理体制的决定》，实行“两放、三统、一包”。此后，国务院专门下发文件，将农信社与银行营业所合并，称为“信用部”，下放给人民公社管理。“所社合一”和“政社合一”的出现，严重影响了信用社的发展。1959年5月，人民银行总行召开了全国分行行长会议，收回了下放给人民公社的银行营业所，下放给生产大队，变为“信用分部”，这样的安排使信用社完全丧失了自主权，开始沦为生产大队平调社员财物的工具，严重损害了信用分部在社员中的信誉。1962年，中央政府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将农信社的领导权从生产大队收回，由人民银行进行全面、垂直的领导，恢复信用社的性质和任务，使农信社得到恢复和发展，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1979年2月，山东农村信用社迎来了改革的春风。国务院发出《关于恢复中国农业银行的通知》，对信用社的归属、机构设置作了明确的规定。根据该通知的精神，各地在抓紧恢复农行的同时，也加强了对信用社的领导。农信社在农行领导的管理体制下改革开始启动。随着我国农村生产、流通体制取得巨大成功，农信社作为农行的基层机构，其管理体制、机构设置已不能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从1983年开始，已恢复农信社“三性”的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试点。农信社网点得以普及，业务经营的自主权逐步扩大，为下一步深化体制改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刘宝山作为一名农信社的老员工，经历了农信的出现和发展。他像半个植树人，接手抚养农信这棵树在山西瑶村这个地方。他不厌其烦地挨家挨户敲门，只为找到白天错录钱钞的失主，为此，他随身携带着的正是亲手写的致歉信。

在访问数十家无果之后，被暴雨洗湿半身的刘宝山开始有点泄气。他随手敲醒了一家客户的门，开门是白天存款数达7000元的吴大娘。经查证吴大娘存款金额由于银行工作人员白天事务繁忙失误导致错误录入了1000元。刘宝山又惊又喜，拿起公文包，却发现致歉信不见了。吴大娘后来深深被感动，两个月后登访农信社提款2000万元资助农信贷款项目。

后来，刘宝山担任经济开发区支行任副行长时，正赶上母亲肝癌做手术，在于公于私、孰轻孰重的选择上，他义无反顾选择了舍小家、顾大家。一个“舍”字说起来轻松，但在舍的过程中，他却默默承担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初到经济开发区支行，各项工作需要梳理、主要客户急需拜访，地方政府需要沟通、汇报，这些时不我待的工作都迫在眉睫。这样一来，自己只能咬牙将重病的老母亲托付给妻子和兄弟照顾。

如今，斯人往已，可刘宝山的事迹依旧长留于人们心中。他从一个普通的农信员工成为一个不凡的兢兢业业的守岗人，大放异彩，向世人真正阐明生命的宽度和厚度是可以延长拓展的。

那夜的致歉信，风雨打湿的信，打湿的人和故事。

风雨农信致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