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破的公路起伏不平，路边的泥土和着雨水渗透。太阳猛烈，轮胎掀起浑浊的空气。
从茂名到高州，五十公里的风尘，吹得人眼睛生痛。半眯着眼睛，我也不知道是摘下眼镜好，还是不摘下好。
哎，也不知道多久才可以站在大地上。我的麻痹的屁股，像无数的细微电流流过。我想象着，往日这个点钟。我也许还躺在床上，也许还逗着天台上的猫。
而妈妈早早叫我起床，嘱咐我洗脸刷牙吃早点。她总是见不得我的闲。
“非非，准备好了，等下回老家。”
她这样说。我心里想，爸爸又什么时候回来开车载我们呢？要是可以有点什么意外，我就不用回去，那多好啊。大老远的，也就老一辈的人还念叨。
我才想起来，两天前她和我说的，不是一时兴起。
“你爸爸要上班。可十四又要回去烧香。要不，你去问一下你大伯。不知道他到时候回不回去，你叫他用摩托车搭你回去……”
神经病吧。我小声嘀咕，白眼连翻。然而，我试了好几次，还是做不成白眼。
意外的是，并没有任何可以打消我们回去的念头的意外发生，哪怕是他们回去而我不在其中之列也好啊。
“非非，你先拿点东西下去，在车库等我。”
妈妈这话说的有些奇怪。不是等爸爸东风日产吗？可能爸爸还要过一会儿才能回吧。
我拿了两大袋，重重的两袋东西。一袋是，给外婆家的狗的饭。这些饭是爸爸平时从车间拿回来的，别人吃剩下的，不要的饭菜。拾回来的饭，有时候给姑妈，有时候则给我外婆。具体的命运，取决于夫妻俩的斗智斗勇。
他们甚至为此爆发过争吵。
另外一袋是，祭拜用的鸡、煮好的面和水果。
我挂着摇摇欲坠的两袋东西，移动着，举目四望。我没有找到那串蓝色的熟悉的数字。站在这个楼间的岔口，我期盼来路。蓝色的数字会拖来灰色的车。
“先回老家烧香，再去外婆家吃饭吗？”我用不可思议的表情，直勾勾地看着她。我的语气好像只是再次确认一下，而已。
她推着一辆女装摩托，黝黑干枯的面，半眯着的小眼睛。她从车棚过道出来。我站在外面。她戴着白色的脏手套。左手套右袖，右手套左袖，她反穿一件蓝色的工作服。
空气扭曲。在两人之间，有什么东西破碎了。但不是这辆女装摩托车。我顺从地上车。我尽量用温和的语气，随意地应付。
太阳炙热。我想，就这么一次，忍忍，忍忍吧。我的心反复劝说自己。突然，我发出无声的笑。我的父亲，并不是一直就有那辆东风日产车的。在那以前，我们家只有摩托车，男装的和女装的。
五十公里的路，走的并不顺畅。常常在某些个三岔路口，她就会茫然无措，不知哪个路口才是正确。她放慢轮胎的转速。我盯着前方，左边的水果店，右边的手机店。水果店橙色的招牌淡蓝色的字，在我心头呼唤起一种联结感。透着重重的白色的雾气，来自遥远过去的我，挥挥手。
“也许是左边……”
妈妈开入了右边的路口。
我连忙噎住。
“我不知道啊。我怎么知道呢……”
她又迷惘了。这一次不是三岔路口，而是直截了当的直路上。“死了，不知道是不是走错了路。”
“死了么阿。我又不会路，阿爸又没有空闲……”
我知道她的路是对的。可我巴不得她走错了路。这样我就可以光明正大的抱怨。
“你还没有记住这些路吗？以后你怎么回去老家阿。”我的妈妈，总说这些我不爱听的话。对啊，我路都不认识，带我回来做什么呢，有什么用处呢？在我，这不是浪费时间吗。
老家只是他们的老家。在那个破败、拥挤，道路毫无规划性，甚至还有许许多多泥房的村子里，我甚至会迷路，转来转去，又回到散发恶臭的岔路。
我怎么能说，这是我的老家呢？所以，中国人的所谓传统，无非就是一些麻烦事。而所谓习俗，也无非是在不方便的时间里去做麻烦的事。
好吧，我忍就是了。就这么一次，而已。
我的母亲真是不知好歹。
终于，我们看到了那个熟悉的村口。在过马路的时候，我的妈妈一再提醒我，看一下后面，看仔细了有没有车，有就说。我无可奈何地扭脖子。车像凶猛的公牛向我们冲撞，可怕的牛角牛头层层放大。某种恐怖的黑白影像在我脑海中映出。那是学校的安全教育影片。
我连忙叫住，停，停，车，有车。我抱怨说，这怎么过得去？暗含的意思是，自作自受。
妈妈停下轮胎，两只脚撑在地上。回过头，观察来路上的公牛。
“左转灯都没有打开呐？”我循声看去，一辆摩托摩托从右边开过，后座上的青衣老女人正扭着脖子看向我们。
“他们说你没有……”
“谁说我没有打左转灯。”
我们沿着路口，轻车熟路。我的屁股已经失去知觉。我怀疑继续这么坐下去，我会失去我的屁股。
明明都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路，妈妈还是不停地唠叨。是这吗？是这个路口拐进去吧？她丝毫没有求问我的意思。我也只是紧闭着嘴唇，点头，嗯，对，是的，就是这个路口。
三四层的水泥楼房怒而对视，几乎要扑过去夺取对方的地。他们中间只留下狭窄的过道。我们在这些矮胖子的胳肢窝中歪歪扭扭地穿行。
我们避开排水沟，把车开上老家房子对面的那户人家的门前。大门紧闭。我想提醒她，把车停在这里不合适。
以前，我们可以不用在矮胖子的咯吱窝中艰难穿行。我们可以通过一块开阔的空地。这块地是过年时全村的一个祭拜场所。
后来，对面这户人家，建新楼的时候，把这块空地的一部分用水泥墙围起来，变成了他们的院子。我们家从此只能绕远路，才能出入。
“你大伯已经到了吧。”
“是啊。”老家的大门打开，屋子前的狭长地带上，摆着一张黄色的桌子。
“哎哟，你们又回来了吗？”大伯母从屋里走出来，丰腴的面孔盛满笑容。
“是啊，你们回来得这么早吗？”我妈也拿出同样的满面笑容。
“你没开你老爸的四只轮子回来吗？”走近了，她脸上的皱纹一张一合，扩散又缩紧。
我还没有驾照。我连报名的机会都没有。再说，我一想到考试，就会紧张、发抖、颤抖。我没有接过话茬，只是象征性的嘴角上扬，假装专注地看墙上的污痕。我只想着赶快祭拜完，离开，回去。
“阿常没有开大车回来，怎么你开这种摩托……”大伯母还是笑眯眯的表情。我问妈妈拿了屋子的钥匙，开锁。
“没，他今天上班啊。他，天天都加班。”我妈说。
“还开不了吗？”她一个劲地催我。我连续试了三把钥匙，都没能插进去。我仔细地回忆，思考，一下抓住其中的一条，插，不对。我又换紧邻的那条，插，不对。用力，左右细微、快速地震动，它终于进去了。可这还不行，插到一半又卡住。
“装的这种锁怎么能这么难开的。”我妈在旁边抱怨。我很想叫她闭嘴。
“要不我们走他们那边入。”她又说，提了一个在我看来很愚蠢的建议。老家的屋子是分成两部分的一整栋。中间的楼梯，既是上下的路，也是一条分界线，分开了两个家庭、一对兄弟。
“你傻啊。”我还是忍不住。她也没有再说。
我开了锁，推开门，进去，可以看到大伯那边。大伯和大伯母进进出出。他们回得早，水果、鸡和别的东西都已经在方桌上摆放好，香炉上也升起了袅袅的烟气。
方桌在他们的门前。
我的母亲里里外外的忙活。我实在不懂应该做什么，便只好坐在沙发上。
“拿东西去他们那边摆上。”她对我说。
“摆在他们那边？”我重复地问。我在一楼巡查一圈，没有找到我印象中的我们家的方桌。
“合适吗？”我站在我们这边的门口，我又问了一次。
“是这样就可以了吧。”她不确定地说。
“要不你在哪里拜神？”她又说。
我无法反驳。像妈妈说的，也只能这样了。我们缺一个知道这一切规矩的人。
我提起勇气，做好了被取笑的的心理准备，从袋子里把东西一一拿出来，镇静地摆放在他们屋前的方桌上。
此刻他们在讨论，水果要不要拿出来，放盘子里摆，还是就放在塑料袋子里。
“要不算了，就这样吧，直接放袋子里，不费事拿出来了。”大伯一锤定音。
“我们也这样吗？”我母亲听见了，也跟着附和。
“我们也这样吧，就得了。”她瞅着大伯他们，拿出来水果和煮好的面条。
“三茶五酒，三茶……五酒……”母亲念念叨叨。这个口诀说的是，祭拜天神的一个规矩，规定要摆三杯茶、五杯酒。不能多，不能少。茶杯和酒杯一定要区分开，有脚的和没脚的。
“非非你去烧香。”
“香在哪里？我怎么知道……”
“他说在哪里的桌子底下。”
“找到了。得烧多少支香？”
“不用烧多少的吧？你烧三支应该可以了。”
应该应该，你怎么总是应该来应该去？
我去找大伯借火机，点香。他有很重的烟瘾，见人总是拿出烟盒子，打开盖子，把口子朝向对方。“老板，来一支嘛。”他的肢体和表情，会抽烟的，不会抽烟的，是个成年男人，都会从中掂出一支。
妈妈叫我去拜一下。我强忍着别扭地去拜。天神吃了一会后，他们那家开始烧纸钱。烧纸钱要烧得旺盛，火势越好，气运也就越吉祥。烧得不好却没有相反的意义，就是散发出来的黑色浓烟呛人罢了。
我妈妈有样学样。
“我们也烧。”
在这样的景象面前，我的内心有一种卑微的感觉。从进门，看到他们那一家夫妻俩，我就总想对他们避而远之。
我看着母亲，看着大伯和大伯母。我沉默不语。只按照母亲的吩咐去做。这些规矩，我以前不是没有接触过，可我从没有想过要去记住它们。它们以前就在那里，我视而不见。
在屋前祭拜完天神，还要去村里的庙再拜一次。最后回到家里，在厅子里烧香。我猜，前两次都是祭拜天神，最后家里的是祭拜祖先。
我们洗好干净了铝制的箩筐，用它来装鸡、面条、水果、酒、茶、酒杯、茶杯，还有纸钱和香。起初，大伯母说直接提去，不用箩筐装一次了。可是他们发现，还是箩筐更加方便。他们还想开摩托去，大伯母提出这个省力的建议。在大伯发动发动机后，她却又改口说，怕路上的颠簸打翻了酒和茶。于是，他们最后决定走路去。
我们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铝制的箩筐。母亲自己就收拾好了东西，手忙脚乱的同时有有条不紊。她和我差不多高，165左右。她体重比我重得多。可是，正如同刚刚她和大伯母说的，她，明年就退休了。
我头一回主动地提出来。
“还有什么要拿？我去吧。”
“香。”
“要多少？要不我都拿去？”
“三座香炉，门口又要放三支。三四不就是一十二，你不就拿十二支可以了咯。”
“那我就拿十二支了。”我于是数了十二支香。她则抽了一把纸钱。
在盖上盖子前，我又嘱咐了一遍，检查了一遍。
母亲说，他们真是傻，不开车去，走路还提着东西，又累又重又远。我心里说，人家可不是这样想的。但我同意开车去。尽管，我也担忧东西会被打翻。
我们后去，在一个干枯的池塘旁边的路上追上了先出发的他们。他们一左一右，两个人一同提着那个箩筐。远远地，我听到他们有说有笑。
在经过、越过他们时，母亲又做了一件令我感到羞耻的事。她极其得意地回头对他们喊:“走什么路，开车不知道多么舒服。”
我只好不去看他们。
踏进村子的庙，人并不是很多。我心里暗喜。这样，我们就不需要排队、等待。我和妈妈从箩筐里拿出东西。我故意地磨磨蹭蹭，拿出又放进。我在等妈妈开口。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把这些东西摆到三个神像的前面的祭台上。
“鸡和面条就放中间，两边放一些水果。”她说。她拿出茶杯和酒杯。
我摆好东西后，母亲叫我去烧香。我拿出了那十二支香，去向大伯借火机。大伯古怪地看着我。
“你怎么拿那么少香来？”
我没敢回答，只好窘迫地，讪讪地舔着嘴唇。
“以后记住了，要二十四支香，三七二十一，加上门口三支。”母亲不知道向谁打听到了。她附在我耳边悄悄地对我说。
我们很快就弄完了一切必要的程序。走的时候，我甚至不愿意和大伯他们打一声招呼。我们今天在他们面前出的丑已经够多了。我不想再在他们面前出洋相，出丑。
可是，回去的路上，我母亲居然迷路了。就在这个干枯的池塘边，她突然惊恐地说，死了，我不记得路了。到底走那一条路？
池塘这里是一个三岔路。我没有把她的惊恐放在心上。就好像之前。她虽然这么说，可她是会走对的。她好像是在问我，其实只是自言自语。
直到她走了一条路，转了好几个弯，却又回到起点后，我才慌了。我害怕在这里又遇到大伯一家。我无法想象我们向他们问路的情景。那是无法忍受的尴尬。那好像赤裸裸地说，我们确实低人一等。
我慌忙地说了很多。我们还是转不出这个三岔路。每一次回到这里，我都望穿秋水地盯着庙的方向。仿佛我最害怕的景象——他们两人共同提着一个箩筐——有说有笑地向我们款款走来。
这个景象没有成为现实。在路人的帮助下，我们回到了熟悉的路，回到了家。我在路上默默感激给我们指路的几位老人。
我们在路上耽误太多的时间，他们已经比我们早一步回到。
“你们怎么那么久才回到？”迎接我们的是大伯母的笑得鱼尾纹绽放的脸。
在家里祭拜的是祖先。以前，奶奶回来祭拜的时候，口里总是念念有辞。什么“保佑出入平安”，什么“回来吃饭”。
他们在他们那边弄，我们在我们这边弄，互不来往。这一次回来，我出入都是走自己的门，没有踏上他们那边的一格地板。
也许是，祭拜完家里的祖先就可以回去的缘故，我很主动、很热情地给妈妈做帮手。在拜神的时候，我站在祭台的面前，也站在空荡荡的客厅中。我内心深处生出一种广阔、伟岸的感觉。
在临走之前，我竟然磨磨蹭蹭地。在门口，在妈妈的摩托车前，我感受着这里的阳光和恶臭。一只几乎快脱光毛的鸡悠哉地走过，一点也不怕生人。
“我去和他们说一声吧。”我对妈妈说。
我返身，回走了几步。我看着这红色的外墙瓷砖，一栋楼中住着一对兄弟，两个家庭。中间的楼梯，既是连接上下的通道，也是两者的分界线。
我突然感到自己也成为其中一半的主人。
我闭上眼睛，胸口扩张，深呼吸。从声音判断，他们应该在二楼。
“大伯，大伯母，我们先走了，回去了。”
这是我这次回来，第一次主动和他们打招呼，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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