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达1200多页的《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是研究近代学界往来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当然，如果读书每每想着要勾勒人脉关系，挖掘不为人知的秘辛，恐怕读起来也相当有压力。我常觉得，历史学家其实和“狗仔队”差不多，尤其我们对事件的剖析，最终都要回到人的行为和心理，所以研究对象的日记、书信等带有隐私性质的材料，都成为“动手动脚找东西”的成果。明智如胡适者，早就做好身后会被研究的准备，所以无论是日记还是书信都相当谨慎，让后代学者颇为绞尽脑汁。陈垣先生作为“史学二陈”的代表人物，又曾在北洋、民国及共和国的继任政府中长袖善舞，交往甚广，如果仅仅从师友的往来书信中勾勒他的人生，虽然可做代表，却还缺失了作为家庭成员的一面。增订本中收入的家书部分，却给我看到了一个更为真性情的陈垣，一个在著名史学家、教育家、政府官员光环下的父亲是如何在大家庭中回旋的。
家书中收入较多的是其与第三子陈约的往来书信，其中多以教导陈约如何读书、如何写字和如何找工作的问题，细致到书信中的用语、抬头、空格都要循循善诱。其中1930年11月3日陈约的来信（14日批复），颇能看出陈垣在工作盛名之外的一些无奈。陈约写到“最好父亲每年能寄儿六百余七百元”，陈垣在此句上批了长长的一段话：“非要逼死我不可。你替我想，我是干甚么的，月入有定，月出有定，非同做买卖可以发财，打工人如何能应付此？”陈先生是广东人，字里行间虽然非常重视文体的正规，但急起来一些广东俗语也跃然纸上了，像“打工人”之类的，用粤语读起来就格外亲切。他不无气愤地写道：“你知王国维先生是如何死的？就是为钱逼死也。……王先生月入四百元，仅够支家用及自己买书之费。他儿子死了，他亲家要他三千元交他寡媳，逼得王先生投昆明湖也。”批复之后，想想还不足以引起重视，在信后又写：“不要得寸进尺，若再来些糊闹话，我又要同你等再绝往来也。”
这封信之所以有意味，一是涉及王国维先生之死。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颐和园昆明湖，引起学界和社会震动，外界对其“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言有许多不同解读，陈先生未必仅仅听信“逼债说”（毕竟涉及罗振玉，而罗、王两人关系之密切，不似可以触发死念），更可能是触景生情，念及旧事而发愤慨而已。但既然引用此言，可见在北平之中，对王国维的自沉，确实舆论有明显的倾向，陈垣在北平学界的地位甚高，接触的内情也相对较多，对此事的进一步揭开谜底是一个线索。
其次，是陈垣最后那句话，“我又要同你等再绝往来也。”再，那就是之前有过家庭的不愉快经历，大概大家族都有同样的问题，往往只看到那个在京城交朋结友、地位甚高的陈垣，因此提出各种合理或不合理的要求，导致不胜其烦而引发心结。不能不说，陈垣算是近代学人中较为世故的一个了，这与其生平交往不无关系，而其家中关系复杂至此，也是令人感到惊奇。
在我有限的阅读中，曾国藩对儿子的教导比较严谨，读书、书法面面俱到，但比较少涉及家庭关系；傅雷对傅聪则如同朋友般交心交底，探索艺术；陈垣更多的时候是借助对儿子的批评，来抒发对家庭关系的不满，隐隐还透露出一些避世于外的庆幸。如果不读家书，恐怕很难明白这位史学家内心世界的复杂与丰富。而深入他们的内心世界，其实最终还是为了对读者自身的一种反思和完善，如果仅仅为了满足“偷窥欲”，那历史学家的品位也就不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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