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衣的女人

她住在七号楼最东头的一间房子里，三楼，靠街，窗前总晒着一床薄得几乎透明的红床单，像她的人，瘦长，颜色艳而不温。一年四季，她都穿红色——春日是丝缎，夏日是绸，秋冬则是呢绒，永远熨得笔挺，连袖口都不曾起一点毛边。

有人说她丈夫死了，也有人说他跑了，甚至传出他在深圳有一个三岁的儿子，但她从不辩解。她每日出门坐地铁去上班，拎一个黑漆漆的皮包，低头快走，脚步仿佛踩在回声上，却偏偏无声。她在外文出版社做文字编辑，编的多是冷门的译本，稿子像她的命运——静、细、无法改动。

她没有朋友，偶尔有人在楼道里和她打招呼，她只抬一下眼皮，不说话，笑意倒也不冷淡，只是不够热。她喜欢买茉莉花香的香皂，阳台总晾着她洗净的贴身衣物，香气顺着楼梯向上飘，像一个冗长的叹息。

有人暗恋她，是隔壁二楼的张先生，工程师，五十出头，太太常年在外照顾孙子。张先生有次借修电灯的名义上门，被她礼貌地挡在门外，她说：“我不信灯泡会坏第二次。”她说这句话时，脸上没一点情绪，却像一刀子割在张先生的自尊上，他下楼时，脚步沉得像踩在心事上。

她的红衣服从来不重复，也不打折买，每一件都像为一场她心里自编的戏准备的戏服。只是这出戏，她独自上场，也独自谢幕，观众是谁，并不重要。

在某个春雨连绵的清晨，她突然不再出现。楼道里的女人们说，她是搬走了，跟了一个老外去国外了，也有人说她得了病，悄悄住进了医院。没有人知道真相，就像没人知道，她的红衣服背后藏着怎样的寂寞和倔强。

后来，红床单还挂在阳台上，被雨打得潮湿发灰，却再也没有人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