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摊包括那些推着电动三轮车，在街角随时做生意，随时换场地的人群，他们与城管是天生的对立。有人流量的地方，就是城管特别监管的区域，而这里也是地摊生意最为火热的片区。只是这次疫情，让我们对于地摊的价值做了一次直面，这是一次突破。我们这个民族，对于不登大雅的事物总是有一种选择性回避，即使明白蕴含的价值与意义，也不愿在台面上谈论，更别说是舆论支持。显然现在情况特殊，从内心深处做了一次突破，但突破自然会激发问题、激化矛盾。然后去解决问题，实现大乱后的大治。 看似地摊与城管是冤家，其实不然，城管代表的是市民。这样的定论自然有人反对，我也反对。只是我是间歇性的反对，当我吃煎饼果子的时候，我需要他们，当我走在去单位的路上时，我讨厌他们；当我吃烤肉喝啤酒的时候，我需要他们，当我因划拳的吵闹声而失眠的时候，我讨厌他们。喜欢地摊的人，对于地摊的需要会周期性出现，而厌恶却是一种常态。不喜欢地摊的人们，是一个更大的群体，他们的厌恶是一种永恒。于是，城管代表我们开始治理，冤家就此结上。 这次地摊经济的兴起，出于两点。其一，支持就业。这种地摊经济更像是一种创业，成本可控，技术门槛低。让更多的人创造价值，是一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动力。第二，消费降级。这不算是一个褒义词，但在当下，却是一个保护基层市民的法宝。比如，餐馆一顿饭要吃30元，地摊餐饮15元就可以满足，对于因疫情导致经济受损的家庭，如果没有就业的技能或者想法，退而求其次，消费降级也可以稳妥度过当下。 消费习惯可以培养，尤其是在商家的策略下，每次苹果手机发行新款，门口排队的消费者就是商家策略的接受者。一款苹果手机的使用寿命可以达到3年以上，但我们却选择一年一换。我支持高频率淘汰手机，苹果手机的溢价远大于其他手机，如此，企业获得的利润会大幅度、稳定的上升。企业才有条件划出一部分资金用于产品的研发，推动技术的创新。创新的真正支撑者，是我们这些愿意高消费的消费者。 现在，我们实现了消费降级，大家从六七千的手机，换成一千多的手机，企业的利润下降，维持企业运转成为第一要义，创新被搁置。特殊时期毕竟有一个时间段，当经济的活力得到恢复，让人们将一千多的手机换成六七千的手机，却是一个更为漫长的过程。 地摊经济因为没有实体摊位，节约了大量的成本，对于实体店铺，是一次打击，而店铺是商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店铺也就失去了监管，无论是食材卫生，还是人员健康，乃至产品质量，这里会变成一块温床，快速的滋生负面产物。 这种快速的扩充，是一次碰撞，自然会暴露出一些问题，问题暴露出才有解决的机会，也是对城市治理者一次严峻的考验，考验城管的治理方式，乃至联合其他部门协同作战的能力。 曾经看到一则故事，一片草坪建成后，并没有修建道路，而是任由行人踩踏，草坪管理者根据脚印的密集度，规划行人偏好的道路。政策放宽已经有一段时间，兴起的地摊已经成型，是否可以借鉴，给予自由下的约束，促其健康发展。
防弹可可 202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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