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战争【下】
想象一下这种情形影响到日本、菲律宾、印度以及意大利强有力的共产党的情况吧;想象一下意大利共产党的胜利对法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吧。
英国、斯堪的纳维亚、荷兰与西德，将会听由一个占有优势的“共产主义大陆”摆布。
现在如日中天的美国，会把这视为不可避免的未来而接受吗?它会缩进自己的疆界，让自身受到敌意国家的包围，控制住它的货物与市场进出口通道吗?它会像任何陷入困境的人一样，模仿它的敌人，建立起独裁政府，主宰原来自由而充满活力的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吗?
美国的领导人，是只应该考虑现在贪图享乐的一代人，回避这一重大问题呢，还是也应该考虑到，未来数代美国人民会希望这些领导人去做什么样的事情呢?立即去抵抗，对敌人发动战争，到国外的土地上进行战斗?只要是能换来美国人民的安全与自由，能让人民按自己的方式自由地生活，哪怕是献出十万美国士兵的生命和上百万非战斗人员的生命，这是不是更明智的做法?这难道不是与历史教训完全一致的、有远见的政策吗?
哲学家回答:是的，造成的破坏性结果会与历史相符，除非增加的武力数量与调动，使用的破坏力空前的武器，使这种结果成倍增加。
有些东西比历史更重要。
有些地方，有些时候，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我们必须挑战千年以来罪恶的先例(这里是指“以战止战”)，要敢于将伦理学上的“黄金法则”(指“以你希望别人对待你的方式对待别人:不以你不希望别人对待你的方式对待别人”。)适用于国家，就像信了佛教的阿育王在公元前262年所做的那样"(该年阿育王宣布以弘扬佛法代替战争。)，或者至少也要像奥古斯都在公元9年时所做的那样，吩咐大将提比略停止进一步人侵日耳曼。
无论我们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们也不应该在中国境内制造上百个广岛那样的悲剧(指向中国投放原子弹)。
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 说过:“政治上的宽宏大量往往是最为明智的，一个伟大的帝国与狭隘的心胸合在一起就糟了。”
试想一位美国总统对中国和苏联的领导人这样说:
假如我们一定要按历史的常规来办事，那我们就必须与你们开战，因为我们恐惧你们会在一代人之后干些什么。
或者我们应该继续1815年神圣同盟的可怕先例，把我们的财富与我们最可爱的年轻人，送去镇压任何地区反对现有秩序的暴乱?
但是，我们愿意尝试一种新的途径。我们会尊重你们的人民与你们的文明，把它们当成是历史中最富有创造性的。
我们要想法理解你们的感情，以及了解你们要发展自己的制度并希望不受攻击的渴望。
我们必须不让彼此间的恐惧将我们推向战争的深渊，因为我们的和你们的武器杀伤力惊人，会造成历史上不为人知的境遇。
我们打算派代表参加一项持久的会议，以便调和我们的分歧，终止敌对与颠覆行为，裁减武器装备。在境外，无论在何处，我们也许会发现自己为争取民心而与你竞争，但是我们愿意服从当地人民全面而公平的选举。
让我们互相敞开大门，组织文化团体交流，以此增进彼此间的尊重与了解。
我们不担心你们的经济制度会取代我们的，你们也不需要担心我们的要取代你们的;我们相信，每一种制度都会吸收另一种制度的长处，在相互的合作与和平中共存。
也许我们每个国家，在持有适当的自卫能力的同时能够与其他国家签订互不侵略与互不颠覆的公约，通过这些公约，就能重建世界秩序，在其中的每个国家都会保持主权独立，只受自愿签订的协议的限制。我们邀请你们与我们携手挑战历史，坚定地为各国关系注入文明守礼的因素。
我们在全人类面前宣誓，将会带着全部的真诚与信任从事这项事业。
如果我们在这场历史的博弈中输了，其结果也不会比继续执行传统的对抗政策更坏。
但是如果你们和我们成功了，则我们将会为后世留下一份伟大的功业，值得人类永志不忘。
很多人会对此嗤之以鼻。
有人会说:“你已经忘记了所有的历史教训，你也忘了你所描述的人类本性。一些基本的冲突不可能用谈判来解决，而且在被延长的谈判期间(如果历史可以作为我们的指南)，颠覆活动仍会继续前行。世界秩序的未来，不能仅凭一纸君子协定，而是要借由列强之一的一次决定性胜利，使它能够支配和执行国际法，就像从奥古斯都到奥勒留(Aurelius)期间罗马的所作所为一样。这种广泛和平的插曲是不自然的例外现象，很快会因为军事力量均势的改变而告终结。你已经告诉过我们，人类是竞争性的动物，而国家也一定像人类一样，优胜劣汰今天是在一个国际平台上展开。国与国之间的基本合作，只有当他们面对外来的共同攻击时才会实现。也许我们现在正在朝着竞争的更高层次迈进:我们也许会与其他恒星与行星上的野心勃勃的物种接触;不久，可能就会有星球大战。那时，而且只有在那个时候，地球上的我们，才能成为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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