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老二，或老二，我，华家次女，中国人都知道，或者说中国的农村人都知道，一个女孩，这个排行并不意味着受宠，相反是表示不被期待。七零年代，农村刚刚实行土改，父辈靠做苦力挣公分吃饭，加之中国人传统的香火观念，这些都需要儿子来完成。我的父母也不能免俗，有了姐姐之后，他们期待的是一个能延续香火，长大能挣公分的男孩，所以我的到来带给他们的是失望。
我虽然排行老二，可是我一点都不二。自古能称“二”者，大抵都是被宠爱的孩子，或者是被宠坏的孩子。而我的童年是在父母的吵架声中度过的。年幼的我把他们的争吵归结为我不听话的后果，所以从小我就非常懂事，甚至有点少年老成，我想用懂事平息家里的战火，用老成掩饰以生具来的自卑和不安。
我之后父母如愿以偿有了儿子，所以我们家老三就是我的大弟大强，有了大强之后三年，父母又冒着超生的风险，迎来了第二个儿子小贵，所以我有两个弟弟。
由于父亲在村公所从文书做到支书，国家恢复高考之后，他亲自推荐过我一个堂舅去考高中后读了大学，成为全村的骄傲。所以父亲尊重知识，他也希望他的孩子能成为知识分子，所以在那样的时代，我们姐弟有幸去读书，还一帆风顺读到了大学。出身贫农的父亲，高小文化的母亲，就算分家时家徒四壁，新成家的父母白手起家，在我们读书的那些年月起早贪黑，省吃俭用，拉钱月债，硬是咬着牙把我们送进了大学的校门。这是父母此生最大的骄傲。
大强只小我两岁，在那样的年月，姐姐带弟弟是常事。因为带大强，我推迟两年上学，也因此大强和我同年考取大学。那时姐姐大丽正在读职高，还有一年毕业；小贵在读初中，我们姐弟四个都正是用钱时候。而父亲因为性格耿直已提前退职在家，他和母亲一起学栽烤烟，因为那是我们村唯一的经济来源。不知什么原因，记忆中我家的烤烟从来没有买得过好价钱。在那样的岁月，那样的农村，同时抚养两个大学生，一个职高生，和一个高中生，已远远超过了父母的承受范围，加之自从我们进入学堂，父母就一直靠借钱维持我们的学费生活费。当我们读大学时，父母已用完了所有的关系，就算想尽所有的法子，也凑不够我们高昂的学费，更别说生活费，所以读大二时我开始申请助学贷款，开始学着勤工俭学，而让父母把钱紧着给在外省读大学的大强。
我和大强大学毕业时，小贵正读高中，父母已过壮年，加之常年辛苦，积劳成疾，我家经济状况依然捉襟见肘。姐已成家，嫁在邻村，虽说凭着学医一技之长，在他们村卫生所工作，但工资低廉，姐夫也是农家子弟，在经济上给不了我们任何帮助。
由于学习社工专业，我在就业时吃尽了苦头，在大城市连推荐表都递不出去，为了摆脱家庭困境，本着稳定原则，我在离家四五百里的外县他乡谋得一份教书先生的工作，每个月六百块左右的工资。大强则因为市场营销专业吃香，在省城一家制药厂签了合同，工资接近两千，年终还有奖金。
小贵成绩一直不错，数理化比我们当年还好，家里再怎么紧也不可能让他辍学，再说现在我们不是都毕业了吗？我和大强不约而同决定由我们接过父母手中的担子，分工合作，由他负责小贵每学年高昂的学费，我负责小贵每月的生活费，我把工资卡交给小贵，我留着存折，我们约定好，每个月六百多的工资，他用一半我用一半。
五年后小贵终于毕业。我终于也还清了助学贷款。
小贵毕业后同样留在省城一家网络工程公司，工资三千多。一年后，大强和我同年成家。婚后我们像大多数寒门弟子一样，不由自主成了房奴，日子过得紧紧巴巴。小弟也在毕业两年后成了家，很快也成了房奴。
可能是因为从小父母管教过严，还是因为我们情商有限，性格木纳，我的教育生涯八年后才走入正轨，而刚开始深受重用做销售的大强则慢慢地变得业绩平平，做工程的小贵则在同事都几乎跳槽以后还一直呆在那个小公司毫无发展。随着时光流逝，岁月变迁，我们的大学文凭慢慢退去光环，我们的日子慢慢显现出跟那些没有读过大学的同村孩子不相上下，甚至还不如他们中一些脑子灵活的早早辍学打工创业的我们曾经同学。
在生活的洪流中，我们日渐麻木，慢慢开始安于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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