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欧洲大陆，出生在荷兰的犹太哲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1634—1677 年）正在沿着笛卡尔所展开的理性主义传统来尝试解决他所遗留下来的困境。理性主义者认为，知识的真正来源是理性，而非感觉，正确的哲学典范必定是先天的，而不是建立在经验性的一般化之上。按照伯特兰·罗素的看法，斯宾诺莎是“最高尚最受人爱戴的伟大哲学家”，因为与其他哲学家不同，斯宾诺莎一生都在实践着他自己的哲学，尽管他意识到这样做会导致他离犹太社会和基督教社会越来越远。斯宾诺莎对他被排除在犹太会堂、天主教会和社会之外毫无怨言。他从不追求名望和财富，甚至不谋教授席位，他尽其一生都在进行着哲学思考，并以磨镜片为生。他的哲学赋予他安宁的心态，他将这些看成是他的报酬。他的座右铭是他自己的一句隽语——“一切高贵的事物，其难得正如其稀少。”斯宾诺莎试图把几何学方法运用于笛卡尔的形而上学，他的运用甚至比笛卡尔更加严格。
与笛卡尔哲学一样，斯宾诺莎哲学也以“实体”的定义为中心，但他在笛卡尔的解释中发现了一个矛盾。笛卡尔曾说过，“通过实体，我们只能理解一种这样存在着的东西，即它的存在不需要任何其他的事物。”接着笛卡尔继续说道：“实际上只有一种分明不需要任何其他事物的单一实体，即上帝，能够被理解。”这也就是笛卡尔所谓的“无限实体”。尽管笛卡尔承认，按照定义只有一种绝对独立的存在物存在，但是他（在斯宾诺莎看来，以一种自相矛盾的方法）接着在“无限实体”和“有限实体”之间作出区分——“有限实体”又被称为有形实体（身体）和心理实体（心灵）。这一极端二元论导致了笛卡尔众所周知的身心问题和普遍不被接受的松果腺这种解决方案。
斯宾诺莎避免这一尴尬的方法是，接受笛卡尔的实体定义（作为绝对独立者），并且极其严格地推断出只存在着一个实体。（如果有两个实体，那么双方就会限制彼此的独立性。）
而且，因为有限性会构成一种对上帝绝对独立性的限制，斯宾诺莎认为上帝具有无限的属性。于是，人们再次得出只有一个实体存在的结论，因为除了上帝以外的任何实体所必须具有的属性，都已被认为是属于上帝的。
以下是笛卡尔和斯宾诺莎体系的对比图示：
*在笛卡尔看来，属性是一种特性，这种特性是实体的本质（即，本质对实体来说是决定性的）。而在斯宾诺莎看来，属性则是这样一种特性，即它对人类理智来说似乎是一种本质。样态是属性的具体变形（即特性的特性）。
和笛卡尔一样，斯宾诺莎将“无限实体”等同于上帝。但是，他还将它等同于自然。“自然等同于上帝”这一等式使他成为一个泛神论者。（也正是这个等式使他陷入与犹太教和基督教神学家们的纠葛之中。）关于实在（即上帝），人类有两种视角：一是通过心灵的属性来看（它导致唯心主义，即认为只有心灵存在的观点）；一是通过身体的属性来看（它导致唯物主义，即认为只有物质存在的观点）。从理论上来说，关于实在还有一些数目不定的其他视角，但只有这两种是对人类理智敞开的。对于实在我们可以给出一个自洽的完全唯心主义的或完全唯物主义的解释，但不可能存在自洽的二元论。二元论包含视角的混淆。关于笛卡尔的松果腺就说这么多。
真正的哲学家试图超越单纯人类的视角，以永恒的形式来看待实在，也就是说，从实在本身的视角来看。从这个视角来看，人们就会意识到：人类在宇宙中并没有优越地位，并不比其他事物高贵或卑贱多少。人必须爱一切事物，也就是说，必须爱上帝（因为人要么爱一切事物，要么根本什么都不爱）。爱上帝就等于认识上帝，即从哲学上认识实在。
这种难得的对上帝的理智之爱是理性主义的一种形式，与柏拉图主义一样，这种爱被蒙上了一层神秘主义的色彩。就这种对实在的知识使人认识到任何事物的发生都有其必然性而言，它还包含一种斯多葛主义的成分在内。不存在任何随机性或任何意志自由。但是我们认识到不论对上帝还是对人类来说，都没有自由意志这样的东西，这一认识本身就是一种解放性的认识，因为人们因此而从欲望和激情中解放出来，在斯宾诺莎看来这两者都是负面的情感，它们之所以能控制我们只是因为我们没有把握实在的理性结构。有了知识，这些情感就可以被转化成清楚明白的观念，这些观念导向一种福乐和欢愉。斯宾诺莎写道：“不可能有太多的欢愉：欢愉永远是好的，而忧郁永远是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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