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罗兰·巴尔特(1915-1980)是我对符号学兴趣的启蒙者，我最早知道的符号学者，如果按照约翰·迪利对符号学和符号论的区分，巴尔特无疑是符号学欧洲学派也就是符号论一系的学者。
序言中介绍他和萨特，是结构主义和存在主义，两种文学思潮各自的代表人物。这两个词听起来有隔阂，看一下百科的背景知识。
存在主义：
法国在二战中充满消极颓废、悲观失望情绪，知识分子中形成一种由于苦闷、孤独、被遗弃、找不到出路而玩世不恭、放荡不羁的风尚。于是，标榜个人的生活、自由、存在放在第一位的萨特的存在主义受到极大欢迎，被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当做最时髦的哲学。至50-60年代，它成为全欧最流行的哲学思潮。
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企图探索一个文化意义是透过什么样的相互关系（也就是结构）被表达出来。
大致了解一下，两种主义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书中的内容，无疑展现的就是罗兰·巴尔特如何运用他的思想。
《符号帝国》是罗兰·巴尔特日本之旅后，对日本文化各种符号的评述——所以不难理解封面为什么用上了葛饰北斋的浮世绘画《神奈川波浪里》——熟悉画作的人，很容易对这本书产生一些亲近感，这也是符号的作用了。
符号学的相关著作，很多都是纯理论的叙述，间或引用了一些例子，但是像这样由顶级学者来评论常见符号的并不多见，翻开书很亲切。
在那遥远的地方
罗兰·巴尔特谈起他写作这本书的缘起：在对东方的考察中所能追求的，不是种种别样的符号、一个别样的形而上学或一种别样的智慧，而是在符号系统的种种属性中出现某种差异、变化、革命的可能。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外的观照，也是对内的观照。
未知的语言
语言的使用会影响使用者的思维方式。同一句话，用英文与中文来表达，意思可能一样，但引起的使用者的行为结果或者思维方式不一样。这样的表述方式已经有点媒介环境学的意味了。
关照一门外语，能够对照另一门语言对思维方式的影响。
之前在读《理解媒介》的时候遇到过一个例子，对于我们来说，香蕉指的就是香蕉，无论是未成熟的绿皮香蕉，还是正好的香蕉，或者烂透的香蕉，统统都称为香蕉。但是在某个奇特的部落，没有一个词指称香蕉，他们把未成熟的香蕉叫一个名字，成熟的香蕉叫另一个名字，烂透的香蕉再叫另一个名字。
对他们来说，不同状态的香蕉就是不同的事物。这是他们的世界观。
打完，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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