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闻郑蕴侠这个名字是我上中学的时候。当时刚开历史课，我们的历史老师是一个深邃而又博学的人，在他的影响下，我爱上了历史。
知道郑蕴侠得益于历史老师推荐的纪录片《迷徒》。刚好郑先生最后的逃亡地就是我所在的那个西南边陲小县城的小镇:濯水，而且，在那里生活了很多年。因此，激起了我浓厚的兴趣，下定决心一定要看一看。
那年是2013，郑先生逝世后的几年。现在每当想起这件事就有一点遗憾，如果我早一点知道他的事，说不定还能见上他一面，听他讲述那些埋在岁月中的往事。
放学回家之后，我迫不及待地找那部纪录片。可由于当时的版权问题，加之我只有一部智能手机作为搜索工具，又不熟悉网络，那天并没有找到那部纪录片。所以，那部纪录片是之后才找来看的。不过，当时百度出了郑先生的基本资料，而他的个人信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中统”这一特别的词汇在当时那段岁月里是很重的一笔，甚至在之后的时间里也是刻在了时间的长河之中。直至今日，我们仍能感受到它的特别之处。
真心讲，中统出了不少人才。像CC系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徐恩曾 ，王昭明，朱家烨以及后面由共产党员叛变的邹春生等都是时代的人物。其中的二陈虽被批为是仰仗了父辈们的业绩，才攀上了老蒋，但陈果夫的能干以及陈立夫的精明也是不可否认的。不然，他们兄弟俩也不可能在局长的位置上坐那么久。
如果说抗日战争时期，中统的特工为抗战作出了不小的贡献，那么抗战后他们所从事的“反共”特务活动则损害了民众的意愿。
作为中统的一员，郑蕴侠在抗日时期积极为抗战效力。甚至在台儿庄战役中还改写了岳飞的《满江红》:“驾长车踏破富士山缺。壮志饥餐倭奴肉，笑谈渴饮东洋血”以表达自己抗日的决心。而且，他还参与中国远征军远征缅甸。但抗战胜利后，他的主要工作是开展“反共”特务活动。其中，震惊中外的重庆“较场口血案”和“沧白堂事件”，他都是现场的指挥者和参与者。
1949年11月16日，重庆即将解放。最后一班撤台飞机只有4个小时就要离开，身为特派员的郑蕴侠接到命令，负责烧毁所有机要文件，然后撤出重庆。而此时，重庆的两座机场已被炸毁，他只能赶到成都，乘坐飞机去台湾。
可由于他的司机在之前已经被策反，是中共安插在他身边的卧底，在他逃亡途中对汽车做了手脚，没能及时赶到成都。当他逃到成都时，成都已经解放，他不得不再次逃亡。
他自己设计的路线是渡过赤水河，由贵州去云南，然后越境到金三角地区，最后再回台湾。
逃亡过程中，他几次险被抓获。但他都以自身高级特工的能力巧妙地化险为夷，顺利地逃过一劫。在涪陵隐姓埋名，进入一家榨菜厂工作。
1951年，中朝部队在三八线附近发动第四次战役，粮食紧缺，为加强防范，解放军接管了榨菜厂，郑蕴侠不得不再次逃亡，寻找新的伪装身份和藏生地。
年底，他逃到了贵州务川县濯水镇，成了一个走街串巷的杂货郎，并改名为刘正刚。随后他与街坊四邻熟悉起来，成了小镇中的一员。
土改风潮中，善良的邻居们为他掩护，郑蕴侠如愿以偿地被评为贫民。
后来，为了安全起见，不引起怀疑，他与一位同样漂泊至此地的山东女人结为夫妻。原本以为，他就此过上了安定的生活，不会再担心被抓捕。
然而，1957年肃反开始，他出众的文化水平给他引来麻烦，一句“不翼而飞”的成语从其口中说出并被人举报，引起领导的怀疑，随后被当地公安机关监视。
可能是厌倦了担惊受怕的生活，他主动去交代了自己的历史。
1958年5月20日，这位潜伏长达8年的中统特务被捕上，被送往重庆第二看守所。而他创下了一个当代中国之最，最后一个在大陆落网的国民党特务。
同年第一次审判中，他被判了死刑。他深知自己的罪行，没有选择上诉。然而，在最终的审判中他被判为有期徒刑15年。
在改造期间，郑蕴侠的表现很好，1975年毛主席亲自批准赦免，他获得新生，时年68岁。
1981年，政协务川委员会成立，作为特邀他当上了政协委员。
出于感恩中国共产党，他积极工作，回报社会。他为各个刊物撰写稿件，写下自传，将他这些年来的所见所闻都记录下来，回忆录共计76万字，名为《风朝雨夕楼文集》。
关于他的逃亡历程，在记录片《迷徒》中皆有记录。而他的一生也都缩写在他的回忆录里。
他一生的经历丰富，尝遍了世间各种滋味，可以说多姿多彩，也可以说多磨多难。个人认为，能有如此履历也不枉此生。
关于他的一生，不同人评价不同。有人聚焦于他在中统时的恶行；也有人看重他最后的良知和觉醒。这两种人都是站政治的角度来对他这个个体的人进行定义，我更想从他这个人才看待他。
站队这种东西本就没有一个标准，时代不同，立场便不同。而且，一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大家就变得谨慎和犹豫起来，言辞自然有失偏颇。
他选择了一条路，就得走下去，哪怕是充满荆棘也得强撑着走下去。起码，这样才对得住自己，才没有违背初心。选了就要执行，这就是该做的。至于选择的正确与否，从当时的角度来看与从现在的角度来看是有差别的。
对于否、值得与否这些都留给后人来评论。
迷徒知返需要巨大的勇气，也是一种心智的回归。郑先生能够正视自己的过去，并作出改变，选择重新开始，除了与党的恩情之外，还有他自身思想的变化。
有人说他所背负的罪名太多，无法原谅。既然党已经给了他一次机会，我想，再来讨论该不该的问题已经毫无意义。
而他，也选择了在历史面前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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