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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发现，民国也有一种气象，从“拿来”这个角度说，绝不亚于盛唐。这个，放在后面说。
先说盛唐。
读余秋雨的《中国文化课》，读到第三单元时感到胸闷，脑子昏沉沉的。何以故？君子这、君子那，君子来、君子去的，比对一下现实，好多现象解释不通。于是重读第26讲：《世界性的生活方式》，回到盛唐气象。
何谓“盛唐气象”？估计余先生在讲到这一章时会情不自禁地提高嗓门。几乎是在喊：
唐代是中国文化的最高荣誉所在，因此，也是中国文化取得世界身份的最高一级台阶。后来还有很多台阶，有高有低，但在整体高度上都没有超过唐代。
“唐”这个字，常常成为中国、中国人、中国文化的简单标记。世界各地的“唐人街”，以及“唐装”、“唐服”、“唐乐”，都是例证。
“唐人街”在欧美不少城市中大多是华人聚居区，但等级较低，展示出一种拥挤、杂乱、艳俗的文化图像，让人感到不太愉快，实在是让这个“唐”字蒙污了。其实在唐代屹立世界的时候，那些城市的所在地还是荒漠一片。而唐代的屹立状态，却是那么典雅高贵。不妨看看日本的京都、奈良，那只是对中国唐代城市风韵的局部模拟，至今还让人叹为观止。
唐代，不仅在中国是至高坐标，在世界也是至高坐标。
这并不是中国人做出的判断，而是世界共识。
很遗憾，唐代的开放和包容，他谈得最多的是宗教和文艺。
好在可以查资料。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对外交流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贸易网络，大量外来物品传入中原，极大丰富了唐代社会的物质与文化生活。按照余先生的定义，文化本来就包含生活方式，物质生活本来就是文化的一部分。
民以为天，先看唐代进口的食物：
一，菠菜 原产波斯（今伊朗），贞观二十一年（647 年）由尼泊尔作为贡品传入，时称 “波斯草”。唐代道教方士认为其可解 “丹石之毒”，因此在贵族中流行，逐渐普及至民间。菠菜的传入改变了中原蔬菜结构，成为后世常见食材。
二，毕罗 源自西域的面食，后来衍生出蟹毕罗：用蟹肉、蟹黄混合调味，裹以细面蒸熟；樱桃毕罗：煮熟后樱桃颜色不变；天花毕罗：作为“烧尾宴”主食，成为宫廷美食代表。
三，胡饼 西域烤制面食，类似今天新疆的肉馕。
四，椰枣 波斯特产，系热门零食。
五，菠萝蜜 从印度传入，逐渐成为岭南地区特色水果。
六，胡椒 重要香料，传自印度，属于奢侈调味品。
七，肉豆蔻、丁香 产自印尼班达群岛。
八，葡萄酒 葡萄自汉代引入，到了唐代，随着酿酒技术的提高，葡萄酒从贡品成为大众饮品。
唐朝引进的物品分为五大类，限于篇幅，以下说主要的。乐器有琵琶和胡琴；纺织品有棉布和毛毯；工艺品有玛瑙杯和各种玻璃器皿。随着佛学的本土化，唐朝还进口了菩提树。此外，娱乐方面。自然少不了“胡歌”“胡舞”。
面对外来文化的“入侵”，大唐的选择是融合而非抵制。
然而，俱往矣。余先生在第55讲中叹道：
欧洲从中世纪的梦魇中彻底苏醒了。苏醒之后精力旺盛，文化灿烂，中国文化的世界身份，开始产生了尴尬。中国文化的整体格局和气度，在明、清两代显得弱了，散了。
弱到什么程度？
一八四二年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赔款洋银二千一百万圆；除割让香港以外，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英商货物进出口税秉公议定；以后两国往来文书概用平等款式。在这个条约里，中国的关税自主在事实上丧失了。可是，当时的人对于这方面的重大损失懵然不知。他们最伤心的事是以上国之尊降而与“夷人”平等称谓。
一八五八年与英法签订天津条约：开放长江流域；允许外国公使驻京。允许外国公使驻京，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题儿第一遭。当时大臣以为国都让“夷酋”留驻，有失天朝尊严，而且易遭夷人探刺朝廷意旨，借机有所要挟。
一八六〇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结果订立北京条约：北京条约除了交换已经批准了的天津条约以外，割让九龙，并且开放天津为商埠。后者是华北门户的打开。
一八七九年日本并吞琉球。一八八一年伊犁收回，但偿俄九百万卢布。
一八九五年中日战争，中国新建海军被灭，结果订立马关条约：日割台湾；开放内地四口通商；拆离中国与朝鲜的传统关系；赔偿日本军费二万万两。一八九七年德国借口曹州教案，占领胶州湾，并强迫租借。俄、法、英、日，群起效尤，各自利用中国的弱点来增加自己的利益和势力。
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起事，打杀洋人，焚毁教堂，闯下滔天大祸，引起八国联军攻破北京，结果订立辛丑和约：中国遣派大员往有关国邦道歉；惩办祸首载漪、董福祥等；直隶等处四十五城停止文武考试五年；明定出兵各国在天津和山海关等地有权驻兵；大沽炮台等一律削平；出兵各国酌量驻兵以保北京到海口的道路畅通；赔款四万五千万两。
坚船利炮，把中国天朝型模的世界观给破碎了。
破而后立，真正深爱着祖国的热血青年纷纷漂洋过海，向“敌国”学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掀起了大规模留学日本的热潮（甲午战争后至20 世纪初），多次赴日的孙中山姑且不说，“辛亥革命元勋”黄兴，近代政治家、法学家宋教仁，早期共产党人李大钊、陈独秀，思想文化领域的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国学大师王国维，史学大师陈寅恪，哪一个不是大名鼎鼎！留日学生群体对近代中国的政治变革、思想启蒙、文化革新等产生了深远影响。以至民国时期，随着留学欧美的胡适等学成归来，一时“百家争鸣”，“大师辈出”，呈现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似可称之为“民国气象”。
著名学者雷颐曾谈到来自日本的新词。他是这样说的：
甲午战争之后，很多中国学生到日本去了，带回来大量的日本新词。我们现在用的什么党、政府、后勤、美术、军队、地下室、劳动，全部是日本词。还有科学、逻辑、民族，尤其自然科学、医学词都是日本新词。张之洞特别反感日本新词，下令谁都不许用日本新词。有一回办学校，他的幕僚路孝植起草了一份大纲，张之洞看到“健康”二字，大怒，说这是日本名词，得改。路孝植回答说，中国从前没有语法，“名词”二字，以及动词、形容词，都是从日本来的。
雷颐的意思是，中国要走向世界，这种文化交流是必须的。
忽然想到了《论语》中的四个字：不耻下问。
意思也很简单：即使向地位比自己低的人请教，也不以为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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