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重庆当年落的第一场雪，也不算大，很快就停了。然而雨雪天带来了寒冷，轻风扑面就象刀割，手都不敢长时间放在外面。孩子们都裹得严严实实，轻易不让出门。喜欢玩雪的孩子只能在院子里，从墙角或低处的瓦檐里抠些残雪，捏成雪球，手给冻得通红通红的。
这天戴兰没有上学，和祖母坐在客厅里烤火，一边闲聊着。有人送来一只猎杀的黄羊和一筐鲥鱼，母亲让人拿去厨房收拾着，准备晚上做点新鲜的吃，其余的腌制起来，因为父亲比较喜欢吃腌制的腊货。母亲出来挨着戴兰坐下，摸摸她的手，觉得还暖和，问她道：
“是想吃烤羊肉还是炖羊腿呢？”
“还有螃蟹么？”她问母亲，“忽然想吃螃蟹了。”
“天冷，不吃的好，”祖母说，“实在想吃，熬些蟹肉酱做面。我看那鲥鱼很好，可以清蒸一份，红皮萝卜煮一份。”
“已经吩咐了，”母亲微笑着说。
祖母看着外面未曾放晴的天空，又想起方义明来。
“好些时日没有你表弟的消息了，不知道他又在忙些什么？这么冷的天气，衣裳添得够不够呢！”
“他不是小孩子了，您少操些心才好。要么，现在就差人去接他过来，晚上一起吃个饭。就怕他不愿意来。”
“饭总不是要吃的，也耽误不了多少时间。叫人去接接他，就说我想他了，一定得接过来。”
母亲听了祖母的话，起身安排人去了。戴兰问祖母：
“表叔不回乐山了吗？他总不提家里的事，是不是和家里有什么矛盾？”
“就他那个性，连我们都快受不住，慢说他老子娘！毕竟小地方的老人，不清楚外面的形势，观念上要落后一些。他回去和哪个谈理想谈抱负？姐姐妹妹们又都嫁了，没有能和他聊得来的人。横竖当他是个孩子，由着他野几年，等懂事就好了，回去安安稳稳过日子。”
“我看他蛮有想法的，就是激进了些。可能突然接受了太多新思想，短时间里捋不太清，所以显得莽撞了。真得沉淀一两年，或许就成熟点了。”
“怎么没听你当面跟他聊这些呢？你父亲是个急性子，总不能好好和他说话。你要是劝劝他，也不定他会改改。”
“他是长辈，我怎么说他？”戴兰笑着说，“听听就罢。我觉得他是正常反应，到时候自然就变得沉稳了，不需要特意劝说去。可能吃吃亏更好，对社会的认识会更深一些。”
“吃什么亏？”祖母惊觉地问，“你看有哪里不对劲？”
“他自己就是富人阶层，却一门心思为穷人发声，结果会是怎么样？两头不讨好，两头吃亏，人人都会厌恶他。阶层是最正常的社会现象，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他却看不见。”
“这也是我烦他的一点，不知天高地厚！”祖母说。
“待会他真来了，保准一边吃着肉，一边感叹路有冻死骨，怪扫兴的！我在想，会不会有那么一天，他还是这么天真无邪，把他们家积累几辈子的家产散给穷人，践行他的改造社会的理想。”
祖母听得有些心烦意乱了，想想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戴兰又说：
“好的是，我看他是那种心怀坦荡之人，真遇到了机会，说不定能成就一翻大事业。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时势动荡不安，正是有胆有识人的好机会。”
“更多的怕不是危险！”祖母忧虑地说。
“机会大，风险自然就大。就是赌博嘛，要么输，要么赢。就怕一下子输得彻底了，把命搭上了。”
听戴兰这么说，祖母愈加担忧。这不是个太平的时代，短短半辈子就遇到了那么些天翻地覆的变化，让人总有朝不保夕的感觉。只有平平安安地过好日子才是王道，其他的都不值一提。戴兰说，这是多半人的想法，不论富人还是穷人，问题是还有少数人不会这么想。
就像表叔说的那样，天下是所有人的天下，就不该有贫富之分。他们希望天下大同，故而描绘出一幅美丽的蓝图，并且要展现给每一个人看，让大家都能认同，形成一个共同的追求。说实在的，她有时也很佩服表叔的这股倔强。
她对祖母说，有一次在来龙巷碰见了表叔，他和几个人在一起说着什么话。那几个人神情诡秘，显得非常不自然。当然，这是在她看来，因为她对跟表叔在一起的人，觉得应该怀有戒心。她不认得，其中有一个就是上次被拘押过的那个同事。表叔这时看见了她，笑着喊了她。她只得停下，叫人先走着，看表叔走过来。
表叔先问她要去哪里，不待她回答，就调转话头，又问她父亲可好。她奇怪了，对表叔说：
“都安好。您应该很容易见到他，这段时间没在外面跑了吗？”
“开始负责内务了，出去的机会就少了。有些忙，所以也难得有时间去你家。你对报社感兴趣不？等你毕业了，来我们报社看看？”表叔这是在邀请吗？
“暂时没兴趣，”戴兰微笑着说，“说不定会继续求学。父亲想送我出国，我不太愿意，不想离家太远。”
“这是对的，现在正是国家需要我们年轻人的时候，不能都往外国跑，一走了之。”
“我可没有想那么多，”戴兰说，“你们想要改造社会，我不觉得能够改成什么样子。”
“你没听过‘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吗？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只要我们能够团结起大多数有信念、有干劲的人，不怕改变不了这个世界！”
“我也听过‘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开始哪一个不是一腔热血？终不免落得个一地鸡毛。所以总有不满之人意图改变什么，归根结底，到底能改变什么呢？”
表叔告诉戴兰，社会应该是不断向前发展的，社会格局也应该跟着做出调整，因此，不能用老的眼光对比现在的情况。正是因为千百年来最苦的永远是老百姓，我们才更要有信心打破常规，努力创造一个新世界。
问题是，有几个人在乎这个呢？真的去指望老百姓有那个自觉性吗？大家顾不了太远的事情，因为眼前能够好好地活着已属不易。
秩序既然不可能消亡，生存在秩序下的人们，可能兼顾现实生活以外的更高追求吗？前提还必须是真有什么所谓的更高追求。
表叔对戴兰说，岂不闻“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但凡有格局之人，不郁于日常琐事，胸怀大志，行事利落果敢；而鼠目寸光之辈，拘泥于分厘所获，计较于羹匙得失，遭遇困境即日怨夜叹，惶恐难安。
这当然也是极为正常的现象，因为局限性，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巨大。
不仅是生活层面，也包括精神层面。
跟赤贫的人谈精神，意义何在？戴兰问表叔。她认为那不是关怀，不是悲悯，而是嘲讽和污辱。不要以为人类的所
有情怀都是共通的，只能说，在同一层级存在着共通性。跨越层级寻求达到一致，简直是妄谈。
表叔说，看来很有必要和她认真谈谈，他像是第一次发现这个表侄女是个极有自己想法的人，不盲从，不轻信，目光锐利。
而戴兰真的嗅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她并不想反对表叔去做什么，只希望不要影响到自己的父亲就好。所以她觉得，表叔不来她们家是对的，越少来越好，避免以后有麻烦事。
但是，跟祖母说这些能起什么作用呢？只会教祖母更加担心，更加想见到那个表叔方义明。
差遣的人回来了，说表少爷让回话，他正忙着，若有时间赶来吃晚饭；若是没来也不必等。其余无话。
戴兰还在寻思着要不要晚饭后跟表叔好好聊聊，料定他来不了，也不多想。见祖母有些失落的表情，戴兰安慰道：
“说不定就来了，您看他生龙活虎的什么也没有，也不再去替他忧虑了。”
母亲对戴兰说：
“听你父亲讲，近来形势有些不好，内忧外患，可能会严管。你表叔不是个怕事的主儿，就担心他起乱子！等你父亲回来后，你瞅着时机问问他。”
“我问他，”祖母说，“看他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怎么会呢，真有事父亲是不会瞒您的，”戴兰说。
晚上父亲回来了。一家人等到天擦黑，也不见方义明的影子，只得开饭。祖母终于忍不住了，问儿子：
“你找过你表弟吗？真的劝不回他么？”
“我哪能直接去找他呢，差人去的，叫不动呢！人家现在是些身份的人，再不是您眼里那个小孩子啦！”戴兰的父亲说，“有人知道他跟我的关系，准备借机生事呢！”
“这么说，表弟他真的有问题吗？”母亲着急地问。
“算是没公开罢了。他胆子也太大了，管不住嘴巴，什么场合都敢胡说八道！上边儿急了，我看迟早要下手。”
“去把他给我绑回来呀！”祖母放下筷子，吃不下饭了。
“不是从前的他了，我去绑他事小，给人捅出去就成了大事件，那个更加不好收拾。有人放出风声了，说我们家一贯仗势凌人，把偌大半座城当做我们自己的小王国，有意支持他在外面搞事，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您看这罪名！”
戴兰接过父亲的话头，望着父亲说：
“这说明什么？该放下的必须得放下，表叔的事我们再不要去插手了。他自己选择的路，自己去走，不连累别人就是好的。不是跟他保持距离那么简单，而是要跟他彻底划清界限，当作不认得他。您必须得表明态度，坚定立场。否则，灾害马上就到了我们头上，想逃都逃不掉的。”
“我还不以为意，”父亲听得一身冷汗，看着戴兰说，“真给他们揪住小辫子，事情就不好办了。我大意了。”
“到了那个地步吗？”祖母泪水掉下来了，说，“场面上的事我也懂，千里长堤毁于蚁穴的事时有发生。只是，就他那小身板，能翻动多大个浪花？”
“他一个人自然捅不破天，百个千个万个呢？”戴兰说，“所以说他有煽动能力啊，争着当出头鸟。我最后去找他聊聊，他要是还不听，我们就当没他这个亲戚吧！”
也顾不得吃饭了，戴兰带了两个人去报社找表叔。她避着人跟表叔说出自己的忧虑，劝他好自为之。表叔说不怪她这么想，她还小，凡事顾着家人是对的。可是他已经身不由已了，不能为一已之私利而丧失广义上的家国情怀。现在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不牵扯到她们家。问题在于几乎人人都知道他和她们家的关系了，戴兰建议他回乐山去，放下心中的执念，大家都安全。
“可能吗？”方义明笑着问戴兰，眼睛像两颗星星。
天空放晴了，半个月亮斜挂在天上，吐着清辉，呼唤着滞留在路途上的归人。戴兰带着人离开了报社。
她出门不久，报社外突然喧闹了起来，一整队荷枪实弹的人闯了进来，喝斥着，怒骂着，将众人赶在一堆儿，就像放逐着一大群牲口。方义明嘴上带着血，第一个给人铐了起来。他毫不露怯地看着那些人，脸上挂着浅浅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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