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纪0055
原文：
三十五年
韩昭侯作高门，屈宜臼曰：“君必不出此门。何也？不时。吾所谓时者，非时日也。夫人固有利、不利时。往者君尝利矣，不作高门。前年秦拔宜阳，今年旱，君不以此时恤民之急而顾益奢，此所谓时诎举赢者也。故曰不时。”
解读：
周显王三十五年，韩昭侯建造了高大华贵的宫门。
楚国大夫屈宜咎此时正在魏国，断言说：“韩昭侯必定不能走出此门。”
有人问：“为什么呢？”
屈宜咎解释说：“这是因为不合时宜。我所说的不合时宜，不是指建造的时间有问题。人本来就有顺利或不顺利的时候。韩昭侯过去顺利的时候，并没有建造高大的宫门。前年秦国攻占了宜阳，今年韩国又遭受大旱，国君不在这个时候体恤百姓，救济民众的急难，反而更加奢侈铺张，这就叫作衰败之时却做奢侈之事，所以不合时宜。”
《资治通鉴》是编年史，公元前334年的叙述到这里就结束了，结尾要留到次年才揭晓。我们提前剧透一下：高大的宫门修成后，韩昭侯便去世了，终于没能走出此门，其子即位，是为韩宣惠王。
这段历史叙事以宫门为隐喻，揭示了统治者应有的治国之道。屈宜咎强调，政治行为的时机当与民生状况、国家局势相契合。韩国正值外患（秦取宜阳）、内忧（大旱饥馑）之际，韩昭侯却大兴土木，这是不合时宜的。韩昭侯的死亡时间与宫门落成时间相重合，暗含着史家对这一事件的批判态度：治国役民如果不顾局势与民生，统治者便会走向末路。
这一观念并非《史记》《资治通鉴》原创，其实古已有之，与《尚书》《春秋左传》等一脉相承。
《尚书》通过德政、民生与天命的紧密关联，揭示了治国的核心逻辑：统治者须以德修身、选贤任能（《尧典》《皋陶谟》），同时体恤民力、禁绝奢靡（《盘庚》《康诰》），若横征暴敛、背离民生（《西伯戡黎》），则民心向背即为天命存亡，最终导致政权崩溃。
《左传•僖公十九年》也记载了一个类似的故事。梁国的国君为彰显权威，频繁役使民众修筑宫室与城墙，甚至虚设防御工事，民众不堪重负，最终借“秦将袭我”的谣言自毁城墙，集体逃亡到秦国，导致梁国被灭。此事件被《左传》评论为“梁亡，自取之也”，意为统治者若滥用民力、不恤民生，必自取灭亡，民众的反抗将成为政权崩溃的直接推手。
言归正传，回到韩昭侯的这个故事，我们不妨琢磨一下《资治通鉴》的叙述方式。在公元前334年，司马光收尾于屈宜咎的评论，对结局预先做留白处理，突出了道德说教，强化了谏言的警示效果。次年，司马光又刻意补上一笔，“韩高门成。昭侯薨。”用前后相续的语句的连贯性，把高门的落成与韩昭侯的去世暗中建立了关联。其实，按照《资治通鉴》开篇写韩赵魏封诸侯，然后倒叙三家分晋的笔法，司马光完全可以在公元前333年的记载中一气呵成讲述完整版的故事。之所以拆分成前后呼应的两段，其用意是突出因果关系。
不可否认，司马光是一个理性、严谨的史学家，素来反对怪力乱神，但此刻，我们还是能够隐隐察觉到他流露出的某种宿命感或天命观。司马光写韩昭侯筑高门一事，直指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核心命题——统治者应当敬天保民，违者将会遭受天怒人怨，甚至政权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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