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子要吃有吃相，坐有坐相”是父亲在餐桌上最常说的一句话。吃饭的时候话多是要挨骂的，敲碗是要挨打的，坐得歪歪扭扭的，父亲当头就是一顿吼：“没有骨头啊，坐没坐相！”吃饭就是规规矩矩地吃饭，坐与站都是要有精气神的，否则这个人便是坐没坐相，站没站相，吃没吃相了。父亲经常形容某人吃没吃相用的一句话是“拖马槽进城门”，小时候是不理解的，现在想来倒是挺形象。一个人拖着马槽，哪里能优雅得了，还要进城门，肯定是不断发出刺耳的声音，姿势肯定也不美，倒是跟那种吃面条发出“哧溜哧溜”声音的光膀子大汉和糙妇挺贴切的。在吃的方面，父亲并不算见多识广，但是总是有自己的一套朴素哲学观，“穿是给别人看的，吃却是要下肚子的，给别人看的何必在意，吃下肚的却一定不能敷衍，要不怎么对得起自己？”
爸爸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掐头出生的，以那个年代农中毕业的身份来说学历不算低，况且他还有一身的浪漫主义技艺：会制作竹笛、会用蛇皮绷二胡，能识音乐简谱，还能用这两样乐器时不时自娱自乐一番。他还能用木头雕刻出栩栩如生的木头手枪，用茶树杆子剥出一个近乎完美的陀螺，用竹片弦出一把弓箭，在我的眼里，他简直就是一个魔术师。然而，他的浪漫主义情怀慢慢地消失了，也许是因为他已经抱得妈妈这个大美人归来，也许是家里拮据的生活，也许是因为他干了七年的铁路工务段的临时工转正式工失败，也许只是因为岁月的变迁他觉得这些都没有一顿吃来得重要，后来的日子里他展现这种情怀的场景总是不多。但是正因为不多，所以才在我的记忆里扎根如此深厚。也许是我这个他前世小情人总是因为他满腹的荒诞故事，音乐，竹筒水枪而紧紧粘在他的身边，望着他的眼神总是充满了崇拜，他便时不时给我露上一手。
在青年时期，他还跟人学习木匠手艺。湘西都是木房子，木匠活在那个年代是刚需：木马钉上马栓，斧头上下挥舞，将新砍下的原木剥皮劈出个大体，随后用刨子推，用凿子凿，拼接、立架、装壁，最后便是一座完整的房子。几个木匠日日赶工，最后在红绸爆竹中喜气洋洋地坐了上席，喝得醉醺醺赶回自家已经是夜深人静。除了房子，谁家做个桌子、椅子、斗柜、床都是要请木匠上门的，爸爸能做，却不是个细致人，所以记忆中他上门为别人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屈指可数，大多是造房子，他连自己家的椅子也懒得做，所以我家的椅子永远都不够用。
以上的这些都只是他的副业，农民才是他真正安身立命的主业，有被动的原因，因为他铁路工人的身份转换失败，也有主动的原因，中国几千年的农耕文化已经融在了他的骨血里。他把天田地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他珍惜每一块土地。种得最多的是稻谷和油菜，还种过芝麻、棉花、小麦、玉米，每次看见村里那家懒汉分配的荒芜农田他便义愤难平，只骂他们好吃懒做浪费田地。家里的果树琳琅满目，光桃子就有春末味酸的三月桃和馥郁芬芳的五月桃，李子也分青涩的麦李、黄色的奈李，葡萄又分晶亮甘甜的青葡萄和成熟得晚一些的高山紫葡萄，还有结成团的枇杷，挂满枝头红澄澄的柿子，满山的桔子。爸爸总是在各地要来各种各样果树苗，这里载一根，那里插一支，把我家独门独户的优势被发挥得淋漓尽致。村里的小伙伴总是找了各种借口跟我玩以饱口福。在地里刨食的他坚信只有辛苦劳作才是唯一的出路，所以在癌症放化疗完成后的日子里他也不肯歇息，仍然坚持要种家里的几亩薄田，打理山上的几十棵水蜜桃，怎么劝解也不肯停歇，直到将自己埋在桃林里才算结束。
他一生劳作的手骨节分明，手掌边缘如同他常用的木工抛光的砂纸，牵着我的手，割得我的手生疼。手掌里的细纹早就在成千上万次的摩擦里消失，只留下几条深刻的主纹，深深地雕刻在了他那似乎全无脂肪的掌心。血管如同盘根错节的树根，凸出来缠在他古铜色的手背上。十个手指的第一个关节特别大，一个个如同小棒槌，后来才知道原来这是典型的肺部疾病的征兆。他的指甲总是比别人的厚，指甲刀是没有用的，他常常找了尖头的大剪刀，有时候是锋利的匕首才能修理好。他食指上布满了伤痕，因为在挥刀砍割的时候食指总是最容易受伤的那个，其他手指上的伤当然也不少，但是他从来不在意，随便捏一把红土或者烟灰在伤口上就算做了处理。
他这一生对于穿的极度鄙视和对吃的坚定信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于孩子们的教育也执行了同样的标准。哥哥青春年少时实在是个惹人爱恋的翩翩美少年，每天照镜子，买了擦脸的润肤膏将头发整理得一丝不苟，一身帅气的牛仔衣牛仔裤，一出门便是一片夸赞。但是爸爸对此简直是深恶痛绝，他骂哥哥“马屎外面光，里面一包康”，一天天照镜子是女人的行为，男子汉就应该不拘小节，搞得本来就不和谐的父子关系更加紧张。但是在吃的方面，他却充满了尝试精神。出远门回来他必定会买上一些我们没有见过的吃食。有一次他带回一串黄绿的手型水果，告诉我们是香蕉，我异常兴奋，急不可待地拨了一个往嘴里送，刚嚼了两口，马上就吐了出来，那个黏腻如同鼻涕虫在口腔里打转的感觉让我胃里翻腾，剩下的大半个连忙还到他手里。他只是哈哈大笑，三下五除二便消灭了。赶集的时候买上几个葱香的油粑粑、绿豆味的冰棒，出门归家买上几斤苹果，在那个食物单一的年代显得弥足珍贵。我彼时在沈阳上师范，他写信问得最多的就是吃得怎么样，让我吃东西不要亏待了自己，衣服够穿就好。
他重视吃，但是并不挑剔。集体经济时期，家家户户粮食都不够吃，食用油都是沾着锅底一点就算完事，大家都喊菜里没油刮得慌。但是带着浓膻味的羊油却还是没有人要，他倒是不嫌弃，拿回家拌着新鲜的白米饭放点盐便是一顿，熏得妈妈作呕。我也深得他的真传，对于吃十分的虔诚，小时候一碗喧腾腾的白米饭，放上一勺子猪油，淋上赭褐色的酱油，便可以轻轻松松干掉两碗，硬生生地将自己吃成了年画娃娃。村里的老人见了，总是伸手捏了我皴裂的小脸：“这丫头肥得都冒油了！”
对于吃食他又十分吝啬，若是哥哥和我的小伙伴来家里摘水果他是十分不喜的，脸似乎能沉出水来。但是我跟哥哥自己吃多少他也不会说上半句，作为壮劳力，他的身体消耗是最大的，所以吃得最多，有时候会不知不觉吃了家人的份。那个时候几岁的哥哥便嘴里含着饭，嘟嘟囔囔地嚷着：“爸爸，我可还要吃的，给我留点！”爸爸便找个红薯什么的填了肚子。他回忆那个从来不关心自己儿子们的爷爷时感慨：“他怎么会忍心一个人吃，连自己的儿子都肯给一点呢？”
爸爸平日是不做饭的，君子远庖厨，他认为这不是男人该干的事情。回家若是妈妈还没有做好饭，他便会发脾气，抱怨妈妈不是个能干的女人。但是在他去过大城市---北京的姨奶奶家去了一趟之后，他转变了观念。姨奶奶是我奶奶的亲妹妹，嫁了个中央级的高官，退休后老两口琴瑟和鸣，姨爷爷画国画，姨奶奶装裱。姨爷爷在家里洗衣做饭，撵饺子皮的速度惊人，几个人包饺子都赶不上他一个人撵皮的速度。按照他的说法：“人家那么大的官都做家务，我为什么不能做呢？”所以后来他也开始动手做饭了，尤其是在他患了癌症之后，他便总是在老灶房生火，用铁勺榨出米汤，用米汤泡着柴火锅巴做出他最爱的锅巴稀饭。浓郁的米香醇厚、热烈而又温暖，氤氲着热气扑在脸上。他的眼前被这白色的蒸汽迷糊住了什么都看不见了，但又觉得格外的笃定和安心。那是一种纯朴的淡香，细腻而又悠长，没有一点浮夸。这种味道似乎是带着母乳的芬芳，带着体温还有甜滑，从饱满的乳房里溢出，进入婴儿娇嫩的口腔。不同的是婴儿还要用力去吸吮，而这米香却是自动地扑到脸上，将整个人都包裹在里面，回忆格外悠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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